官兵/圖

　　證券時報記者 朱景鋒

　　中小基金公司出現集體性高管變動，在3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共有7家基金公司總經理變更，創出基金業有史以來最密集的總經理變更潮，同時也有多家基金公司董事長變更。而這些總經理和董事長變動的原因，一方面有任期屆滿的自然更替，另一方面也有內部斗爭之后的無奈離職。

　　去年12月以來

　　7家公司總經理變更

　　去年12月以來，基金公司高管任命和調整格外頻繁。公告顯示，從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初，多家基金公司宣布調整高管，其中涉及總經理變更的有7家之多。

　　萬家基金上周五發布董事長和總經理變更公告，原董事長孫國茂和原總經理李振偉雙雙任期屆滿離職，現齊魯證券副總裁兼財務負責人畢玉國接任萬家基金董事長一職，總經理則由原萬家基金副總經理楊峰接任。公告顯示，李振偉離職后并未離開萬家，而是轉任該公司監事會主席。

　　孫國茂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已經離開萬家，目前并未開始尋找新的工作。對于這次變動，他不愿多談，只是表示他很早就想離開，現在終于遂了心愿。

　　東方基金上周也宣布變更董事長，原董事長李維雄離任，東北證券現任總裁兼副董事長楊樹財接任。2月26日，上海另一家基金公司金元比聯也公布了第一任總經理易強因個人原因辭職的消息。

　　實際上，從去年底以來，基金公司高管特別是總經理或董事長變更的消息就頻繁不斷。

　　去年12月1日，益民基金公告了原總經理祖煜離職的消息。天治基金也于去年12月11日宣布，總經理劉珀宏辭職，原董事長趙玉彪在辭去董事長后接任該公司總經理。

　　去年12月25日，上海的華富和浦銀安盛兩家基金同時公告總經理變更。其中浦銀安盛第一屆總經理劉斐任職屆滿離任，原萬家基金副總錢華被聘任為總經理。華富基金則公告了董事長、總經理和督察長三大高管同時變更，原總經理謝慶陽辭職，姚懷然在辭去該公司董事長后接任總經理職務。

　　今年1月份，也有兩家公司總經理變更。天弘基金1月22日宣布，總經理胡敏任期屆滿離職。1月29日，民生加銀基金宣布總經理變更，原總經理張嘉賓因個人原因離職，由該公司董事長楊東代任總經理。

　　這樣，從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初的百日之內，變更的總經理達到了7位，離職的董事長有4位，涉及8家基金公司，其中大多數為上海的基金公司。

　　中小基金公司陷漩渦

　　換人能否扭轉局面

　　綜合來看，此次高管變動潮，主要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究其原因，一部分是主動逃離，一部分是被迫離開。

　　“終于從那兒逃出來了。”去年底從上海一家合資基金公司離職的總經理笑稱，離職后，她前往一家PE基金公司擔任老總，現在PE公司的基金規模是原來任職基金公司的5倍。據了解，她在這家合資基金公司2007年成立時就擔任總經理，首只基金在2008年成立，由于恰遇股市調整和基金業整體低迷，她管理的公司無論是業績還是規模都沒有大的發展，截至去年底管理基金總份額不足20億份，基金公司成立4年更是連年虧損。

　　外界看到的永遠是結果，而追究這家小公司過去4年糟糕表現的深層次原因，銀河證券基金研究總監王群航認為，基金公司的用人不當和權力之爭是主要原因，總經理不過是替罪羊罷了。據悉，這家基金公司成立時，外方股東派的副總經理主管投資，而據公開資料，這位副總只具有國外債券投資經歷，見不到股市投資經驗。股東不合理的人事安排是這家基金長期不見發展的主要原因。據公告，該副總已于去年初辭職。

　　王群航還認為，本輪高管特別是總經理調整多發生在中小基金公司身上，這些公司在過去幾年大多業績平平，規模增長緩慢，不少公司成立后一直未能擺脫虧損局面，更換高管或許有助于擺脫目前的窘境。

　　不過，王群航同時認為，高管變動對于基金公司的影響，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僅僅讓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長出任總經理，而非市場化選任，對基金公司未必能帶來提振作用。現在發展較好的基金公司無不是市場化選任的高管，且任職均較為穩定。如果公司治理得不到完善，一旦業績不佳或規模上不去，所有的問題就又會暴露出來。

　　強勢股東成

　　高管變動最大推手

　　實際上，分析本輪中小基金公司高管變更潮，強勢股東是最大推手。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大股東在不經過股東大會的情況下，其黨委便直接發文解散包括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管班子在內的三大公司治理機構，程序嚴重違反基金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有關規定。

　　一位近期離職的原基金公司董事長告訴記者，近年來之所以公募基金發展緩慢，高管變動頻繁，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股東的利益高于一切，沒能把持有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導致內部斗爭激烈。去年初，因股東內部斗爭，北京一家小公司明星基金經理兼副總經理離職，結果該公司旗下基金業績大幅下滑，持有人在該公司人事爭斗中成為最大受害人。

　　對于造成目前基金業出現的高管頻繁變動、公司內斗不止現象的原因，上述離職董事長認為，一方面由于行業自身發展時間較短，矛盾較多；另一方面，對基金公司股東操控基金公司的行為約束不夠。必須從法規上嚴格規范基金公司的治理，加強輿論監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基金業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