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消除過量的公司債務，以及公司之間互購股份的“裙帶”文化，給商業支出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在美國，過量的家庭債務將同樣使消費支出受到嚴格和長期的限制。

　　美國當局就像上世紀90年代他們的日本同行一樣，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以改變泡沫后經濟調整的結果。政府的援助被錯誤地用在保持不可持續的高個人消費率上。而正是這些舉措讓美國在剛開始時就陷入了困境—壓低了儲蓄率，帶來了龐大的貿易逆差，并且迫使消費者承擔了一份他們根本負擔不起的債務。

　　一套更有效的策略應是讓經濟偏離消費，轉向出口和長久以來一直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

　　達成這個目標不容易。在整個經濟組合中，這種轉變需要有利于出口的條件支持，如更疲弱的美元和世界其它國家的消費增長，這些都將增加世界對于美國制造的商品的需求。財政措施則應建立在以未來經濟增長為主的基礎上，尤其是翻新國內一些老舊的高速公路、橋梁和港口。

　　這并不意味著華盛頓不應該給那些身處泡沫后時期的無辜受害者們提供幫助，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幫助的重點應該放在為那些遭受信貸危機襲擊而措手不及的人群提供收入支持上，而不是重新點燃入不敷出人群的過度消費。

　　通過把重點放在出口以及基礎設施支出上，我們將能夠對經濟衰退進行限制。這些措施還將為經濟在下一個周期中實現更加平衡和可持續的上行打下良好基礎。要想實現這樣的目標，一套以刺激出口和基礎設施投資為目標的政策組合非常重要。

　　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一個最慘痛，可能也是與當前最相關的教訓是，金融和實際經濟泡沫之間的相互作用會造成相當大的破壞力。如今在美國，房產和信貸泡沫同樣也在進行著致命的相互作用。

　　美國當局，尤其是美聯儲的官員們，懷著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為迅速的行動將先發制人遏制住日本式的經濟崩潰。然而，當前更需要做的事情卻是先避開惡性的資產泡沫。不停地否認事實，加上被選舉年的短淺目光所蒙蔽，華盛頓仍舊對眼前的危險視而不見。

　　(本文由摩根士丹利提供。最初刊登于2008年3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