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當松嚴并濟，定位分明

　　基金監管應“松”“嚴”并濟，該松綁的大力松綁，該從嚴監管的應認真履行職責。

　　對于基金市場主體依法自主經營的權益和行為，諸如基金經營的機制選擇、基金產品的研制發行、基金業務的拓展開發、基金投資機會的把握、基金產品的營銷推廣等，應當大力松綁，減少具體干預。相反，對于違法違規、亂及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應當依法嚴管，認真履行職責，該查處的就要及時查處。過去，監管層對于某公司個別基金經理“老鼠倉”行為的披露和處理，曾得到了好評。

　　目前，業內反映比較大的，就是發生并存放在證券交易中介機構、各基金投資交易的原始記錄，據說這在各基金公司內部都是向來不對外的“私密”資料，但是卻被制作成壟斷的商用軟件，通過特定的商務中介機構被收費公開。法定的投資交易平臺被如此無限制的商務利用，這違背了各基金對交易原始記錄需要安全保護的意愿，也無疑增加了基金運作的社會成本，傷害了基金投資者的利益。這是否屬于“該管不管”的一個例子，恐怕不敢貿然而定，但實在希望“該管不管”的現象越少越好。

　　監管者需要以警察的身份，依照法定的制度和規則，公平、公正地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秩序，而不宜既當警察又當事主，混淆角色功能，產生行為的不公。規管者受規管，監管行為應受法律約束，不宜無限擴張，這是推動基金市場化發展，尤其應當注意和警惕的。

　　為了基金市場化發展，還應鼓勵社會上各種反映公正呼聲的力量，對市場參與主體以及監管自身進行監督。這是規范基金市場的內在需求，也是民主法治社會應有之意。監管需要具有民主、科學和敬業精神，民主不是“替民做主”。出于規范市場的重大政策、制度和規則，需要集思廣益而不是僅僅考慮某些特定人的意見。要維護法律對市場作用的嚴肅性、權威性，提高違法違規的成本。有法不依，執法不公，是導致市場怨聲雀起、影響基金市場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致因，向來為法治社會、市場經濟所忌諱。

　　加速基金法的修訂，為推進基金的市場化提供法律支撐。現行《證券投資基金法》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業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獨立的專屬地位和作用，促使監管層在不長的時間內，連續出臺了貫徹實施基金法一系列的配套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從而推動我國基金業加速進入一個制度日臻完善、運作相對規范、信息披露及時、公眾影響提高的嶄新發展階段。

　　但是，限于當時的市場環境和對市場嚴厲管控的立法思維，現行基金法過高的市場準入門檻，過嚴的投資限制，過細的基金運作規定，過于原則的違法懲處規定，已很難適應當前金融市場改革深化發展的客觀需求。加速基金法修訂工作，勢在必行。

　　基金法的修訂，將為促進基金業的進一步市場化和加大投資者利益保護力度，提供堅實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保障。可以預測，在未來的基金法中，基金管理的組織形式和股權結構的限制將有望消除；基金管理機構的業務范圍及其基金的投向范圍將會擴大；基金管理的進入門檻有望降低，而自主經營的地位和權益將得到進一步尊重；基金持有人的話語權和利益保護將得到強化；行政監管將趨規范化、嚴格化和科學化；對基金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理，將更趨科學和嚴厲。可以相信，中國的基金業將在進一步市場化改革中，煥發新的活力，獲得新的開拓，邁出更大的發展步伐。(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理事長，華夏基金、寶盈基金獨立董事。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