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貶值對出口作用有限”的認識

　　正如這種觀點表述中就已透露出的，雖然“作用有限”，但畢竟無法否認其多少還存在著積極作用，只是作用大小的問題。

　　具體來說，持此觀點的人士之所以對貶值能否具有明顯促進出口的作用表示懷疑，無非是兩個理由：其一，預期未來人民幣貶值幅度不會太大，充其量5%以內；其二，當前出口下滑主要是出口市場國家的經濟疲軟，人們收入下降從而需要總量減少的結果，匯率作用不大。

　　對于前者，其實完全是一種臆斷。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人民幣為什么不可以貶值幅度更大，比如年率達到10%左右？如果能夠達到10%，再加上此前恢復的出口退稅13%，就意味著企業產品價格頓時可以下降23%左右，無疑對出口企業是一個巨大的支持。

　　對于后者，同樣無法成立。經濟學基本理論告訴我們，收入下降意味著消費者對價格更敏感。給定特定產品及其內在質量，隨著人們收入下降，將需求從高價物品轉向價格相對較低的同類物品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行為。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使中國商品更為物美價廉，無疑會增加其相對需求。我們并不否認，因收入下滑，我們主要貿易伙伴進口總量會絕對萎縮，但人民幣匯率貶值必將對中國出口份額的相對穩定甚至提升起到積極作用。

　　實際上，我們利用1995年以來有效匯率指數同比升值幅度和出口同比增速進行的分析發現，二者總體上存在反向關系：有效匯率升值速度較快的時期，一般也大致對應著出口增速相對較低的時期；反之亦然。這意味著，在當前我國出口增速總體持續下滑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如果仍舊延續過去的模式，對于出口無疑是雪上加霜，也將由此拖累整體經濟增長。因為前三季度的數據顯示，雖然占八成的消費和投資實際同比增速都在加快，但由于凈出口同比下滑，由此就使得我國經濟增長(累計增速)由第一季度的10.6%大幅下滑到了第三季度的9.9%。

　　對“人民幣匯率貶值可能招致國際壓力”的認識

　　我們并不否認，當前人民幣貶值仍存國際壓力的可能性。但世界從來就沒有河晏水清之日，我們關鍵是要尋找國際壓力最小的時期。而目前正是這樣的有利時期。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人民幣一直面臨著來自國際方面要求升值的巨大壓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平臺就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基本上此前歷次都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正式議題列入進行討論，市場甚至一度總結出了“一遇開會前后，人民幣匯率就會升值”所謂的“保爾森效應”。然而，根據有關方面信息，在12月2~4日舉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匯率問題已從正式議題中徹底淡出了。

　　與此同時，此前IMF一度擬在今年11月啟動史上很少采用的匯率特別磋商機制，試圖專門以此敦促人民幣更快升值。但是，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波及全球，該磋商計劃不僅已不了了之，而且IMF自己似乎已開始反省：國際匯率監管的核心，其實應當是對具有外部性因而可能被濫用的國際儲備貨幣國家的監管。

　　所有這些，都明確顯示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國際的壓力目前正處于2002年以來最小的時期。因此，擔心此時貶值會招致國際壓力，其實是不必要的。

　　對“人民幣貶值會導致其他匯率競爭性貶值”的認識

　　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避免其他國家匯率出現惡性競爭性貶值，是我們在1997~2003年那一輪金融危機中所采取的措施，甚至當時亞洲最大經濟體日本貨幣也出現了本幣顯著貶值，但我們卻依然承諾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對穩定亞洲經濟作出了巨大、積極貢獻。但同時卻使我國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國雖然未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正面沖擊，但卻經歷長達7年的通貨緊縮，經濟真正穩步回暖進程甚至沒有早于馬來西亞；不僅如此，在我國經濟尚未真正回暖的2002年，日本就率先拋出了“人民幣匯率低估，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論調，成為了本輪人民幣升值的最早導火索。這段經歷清楚地提醒我們：你對他國負責任，他國未必就會對你負責任。承擔國際責任必須在力所能及范圍內進行，最主要的是辦好自己的事情。這也正是當前我們黨和政府面對此次危機明確闡述的立場。

　　筆者認為，面對其他新興市場貨幣普遍大幅貶值10%以上的水平(最高的甚至超過了30%)，即使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幅度至少也應與我國出口產業結構相似國家貨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平行。這樣，我國僅僅是為保持出口相對競爭力的穩定，而并未謀求更多的優勢。這樣所體現的依然是負責任的大國之風。

　　認為“人民幣貶值會導致其他匯率競爭性貶值”因而人民幣不應貶值的人士，從來沒有清楚闡述：同為新興經濟體，他國已經大幅貶值，為何唯獨人民幣不可以？為什么我們應當堅守這種顯失公平、極不對稱的國際責任？

　　對“應保持人民匯率穩定，為未來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逐步塑造形象”的認識

　　當前，美元、歐元和日元是最為重要的三大國際貨幣，但是，匯率特別是對單一貨幣的匯率從來都不是穩定的。不僅不穩定，而且波動幅度還相當大。

　　其實，國際貨幣匯率穩定的真正含義，應當是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大致穩定。照此標準，當前人民幣恰恰正在經歷劇烈波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提供的有效匯率指數計算出年升值率，結果發現無論是名義有效匯率還是實際有效匯率，9、10月份的年升值率竟然分別達到了9.4%和14.4%，今年此前的最高升幅僅在6.6%以內。對于名義有效匯率來說，14.4%的年升值速度是1995年1月以來的第三大升幅(高于該水平的兩次為1997年12月份的15.2%和1998年6月份的15.3%)；而對于實際匯率來說，14.4%的年升幅則為1995年1月以來的歷史最大升幅。因此，從保持匯率穩定的角度來說，當前人民幣恰恰應該貶值而非繼續保持穩定。唯其如此，才能在美元急劇走強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

　　最后，筆者認為，如果人民幣最終陷入了只能固定或者單邊升值的境地，那么，人民幣匯率機制就不是更加靈活或富有彈性了，而是更加脆弱了，因為其已經完全喪失對國內經濟形勢必要的反應能力，也打破了人們對固定的預期和信任，從而更容易被投機。

　　一旦開始貶值，貶值幅度越小，速度越慢，國際資本流出的風險越大。速度越快，國際資本流出的風險就越小，一旦外逃對儲備的消耗也就越小。正如股市從3000點快速下滑到1800點，雖然很多被套但卻已沒有多少人再能(想)從股市抽身了。而一旦反彈，則立刻就會有人擇機退出股市。一旦開始貶值，無論幅度大小，承擔的風險并無本質差別，但貶值幅度大小對促進出口的意義卻具有天壤之別，因此，既然作出了貶值的艱難決定，就應當貶值到對出口有意義的幅度。筆者認為，年貶值幅度應當達到10%左右。

　　(作者為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