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舉人廳，文魁、武魁之匾相對而懸，令人肅然起敬。古代科舉考試分文科和武科。文魁為舉人的別稱，鄉試考試的中試者。武魁亦然。其中一塊同治年間的《文魁》匾，題匾人為該次鄉試的大主考和副主考，分別為當時戶部尚書常瑞，攜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兩位大學士，這些人均是當時朝廷中品學、才識出眾且德高望重之人，可見當時統治者對于科舉考試的重視程度之高。

　　匾額之榜書藝術

　　書法是匾額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匾額的一種美學附加值。端莊而又凝重的書法藝術增強了匾額的整體美和裝飾效果，增強了它的藝術觀賞性。在內容表達準確無誤的前提下，優美的書法幾乎成了匾額的靈魂。

　　進士廳里，一塊《進士》匾額引起筆者的注意。這方看似普通的匾，是由乾隆元年探花秦蕙田與乾隆十年探花王際華，為乾隆二十八年會試第六十名劉幽所題。只見漆黑色的木匾上，朱砂紅墨寫成的“進士”二字，典雅莊重，整齊美觀。而王際華正是古代書法“館閣體”之代表人物。據說，科舉考試本身對書法也有著很高的要求，縱然考生文筆再好，書法拙劣，亦不會被錄取。所以這些高中之人均為書法高手，而館中珍藏的這些匾額，其題匾之人又可謂高手中的高手，蘊含其中的榜書藝術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再看一代奇才包世臣的《秀援西峰》，其書法筆勢雄健灑脫又不乏活潑雋美。據說，這塊石碑原安置于包家花園，腦中想象著亭臺樓閣與石碑書法相映成趣，真是妙不可言。包世臣為嘉慶十三年舉人，但其后十一次參加會試不中。雖然進士落地，但他工詩文，隨鄧石如學習書法，初習唐宋諸家，后轉師北朝碑刻，晚年又師法王羲之、王獻之，筆法以側鋒取勢，提倡碑學，影響極大，成為一代書法家、書法理論家。

　　榜書藝術廳中，大大小小的石匾、木匾收集其中。這些木制、石刻的匾額，有題款的很少，但觀其字，應均為當時的書法名家之筆。

　　匾額之見證歷史

　　一塊匾一個故事，一塊匾一段歷史。此話一點不假。

　　來到館長姚遠利的辦公室，一塊巨大的《雅韻松哦》木匾掛于墻上。不知館內數百方匾額，為何單單將這塊掛于辦公室內，館長向我們娓娓道來了這塊匾的故事。題匾人為乾隆二十六年狀元王杰，此人為清代陜西的第一個狀元。據說，乾隆二十六年，殿試之后，王杰排名第三，考官們奏報時擬定第一名趙翼為狀元。適時乾隆剛平定西北，在要點狀元時得知趙翼為江南人，而王杰為陜西人，便說:江南狀元很多了，陜西一個狀元還沒有呢，就讓王杰做狀元吧。

　　講到這里，姚館長特意帶著我們來到了另一塊木匾跟前。同樣是一塊看似普通的《進士》匾額，但其題注為洪武三十年郭仕道所寫。郭仕道為朱元璋欽點的特榜進士，而洪武三十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明朝洪武三十年暮春，全國殿試發榜，榜上共錄取52名貢生，都是江南舉子。北方舉子異常不滿，群起闖鬧禮部。朱元璋下令將兩位主副考官處死，并授意新主考官主持復查。六月，朱元璋親自閱卷評點出61名進士，其中竟無南方舉子一人，是為夏榜。因所錄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此事件開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匾額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文物價值，集宣揚教化、鑒證科舉、載承歷史、弘揚書法等于一身，因此姚遠利館長大力倡議創建“匾額學”。開啟古代匾額文化之門，是弘揚傳承歷史文化的一個最好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