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學者張英質疑中國古代陶瓷界(圖)

　　□ 文/本刊記者 馬繼東

　　張英，吉林長春市人，著名考古學者。1931年生于吉林長春，1947年畢業于長春師范專科學校。1964年開始，在吉林省博物館從事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歷任副館長、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隊長等職，現為研究員。曾主持庫倫遼代壁畫墓、榆樹漢代鮮卑墓群、樺甸橫道河子青銅短劍墓地和吉林市猴石山原始村落遺址等大型考古發掘現場；寫有《東夏國年號之研 究》、《金代喪俗考》、《略論金代畜牧業》、《東北地區的環狀石器》等論文80余篇，專著有《吉林古代銅鏡》、《吉林出土古代官印》、《元代青花與五彩瓷器》、《中國五彩瓷器》、《出土的元明執壺》等書。

　　采訪手記：張英老先生的耿直脾氣在陶瓷學術圈里是出了名的，逢公開會議場合甚至可以說是“口無遮攔”，這一點記者于去年年末在山東濟南召開的“首屆中國民間元青花藏品研討會”上已經充分領教過了(可參閱本刊2005年第1期67頁)。且不論他所講內容是否偏激，其真誠與勇氣著實讓人欽佩！其實，任何一場學術討論，出現任何方式的爭議都是正常的事情，這些不同的聲音也正是推動我們接近真理的無限動力。衷心希望各位專家能夠拋開陳見，坦誠交流，令國內的陶瓷鑒定界早日出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記者：張先生，在一本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發行的《元青花》中，有段這樣的文字：“近幾年來，國內個別文物工作者在沒有進行嚴肅可靠的考古發掘的情況下，根據出土收集品，指認一種“至正年制”款的具有顯著明代中后期特征青花瓷器為元代器物，試圖重新為元明時代的青花進行排序，讓嚴謹的學者不由啞然失笑，真是糊涂了。”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張英：今日的治學，在市場經濟大潮形勢下，已經有些變味了。這些年，四面八方圍攻我的專家不在少數，對此我已經習慣了。從事文物工作多年，我的一切工作均以科學為指導，對古陶瓷的研究也一樣。關于這件“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出自扶余岱吉屯元墓(M1:1)，證據確鑿；加上江西景德鎮珠山官窯出土的八思巴字“至正年制”款青花碗盤及高足杯，都是不可撼動的事實，歷史是不容逆轉的！

　　記者：您剛才談到科學研究古陶瓷，能否具體舉例說明？

　　張英：我一直強調，對古陶瓷的研究，是一門科學，對古陶瓷的辨偽、斷代，都要有所依據。在我國古陶瓷界人中，嚴謹的學者還是有的，如陳萬里、周仁、馮先銘等先生。陳先生于1928年的首次進行古窯遺址田野調查，將古文獻同考古材料珠聯璧合，運用器物類型學方法，排比研究，為越窯器的斷代提供了科學依據；周先生以科學實驗為基礎，解析古陶瓷胎釉化學組成，應用現代科學技術解決斷代難題；馮先生治學嚴謹，致力于中國古陶瓷事業40余年，在遍閱全國方志文獻之基礎上，深入考察了16個省120個縣的瓷窯遺址，將考古學應用于古陶瓷研究，并由此成為我國陶瓷史可續研究的開拓者。

　　記者：除了您上述所說的運用考古學、化學知識去科學研究，我們也不能否認那些傳統的經驗對今天古陶瓷研究的貢獻啊，畢竟眼學是中國陶瓷鑒定的一大法寶。

　　張英：我國陶瓷界中，長期以來形成諸多觀念，并作為傳統被相傳沿襲到今天，我并非說這些現存經驗、口訣一無是處，而是哀嘆大部分研究者對這些經驗不能很好的反思，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實踐著這種觀念，很少有人認真、系統地去分析這種觀念因何出現。對古陶瓷之認識，用文獻和考古學，兼以其它科學方法進行鑒別，才是研究的基礎。

　　記者：記得耿寶昌先生曾對我說過，很多國外的陶瓷專家除了研究大量實物，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獻，甚至包括《文物》、《考古》雜志的每一個發掘報告都研究透了。從這個角度上講，“瓷學在海外”一說似乎是成立的。

　　張英：中國古陶瓷界有件人人皆知的事情。1926年曾有一位山西籍青年今已不知姓名者，作事家教。一日，于北京智化寺老僧手中購得青花瓷器“五供”，其中包括一對書“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龍紋象耳大瓶。他幾經研究，因瓶頸明明白白題有元代紀年款識，故確認元代有青花器已無疑矣。只惜不明人間之世故，亦不知古玩“行幫”惡勢力之強大，更不懂自身之人微言輕，當他將“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龍紋象耳大瓶抱到琉璃廠“竄貨場”示眾于古董商中，卻被“行里人”斥為“贗品”。因為當時諸多國人，對大漠蒙古族那段歷史仍在耿耿于懷，雖說在明初洪武二十年，松江人草昭撰《格古要論》一書，已明確元朝“有青花者”之敘述，但亦絕不承認元代能燒制青花。驕傲與偏見使這對瑰寶通過南方古董商吳來熙轉手，輕意被一國外人廉價購去，收藏于英國倫敦大學博物館中(現藏于英國戴維德基金會)。外國人正是用它充當標準器，認真與景德鎮窯燒制的青花相類比，將部分混跡于明代的元青花分離出來，向全世界公布，中國元代窯工不僅能燒制青花，且還精美雋絕。這時國人方恍然大悟，商賈之話不可全信矣。

　　記者：那似乎意味著我們需要更虛心地學習國外的陶瓷研究成果。

　　張英：學習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有篩選。比如1990年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拍賣一件八思巴字款之青花五爪龍紋碗，1993年佳士得拍賣公司拍賣一件八思巴字款之青花五爪龍紋盤，底款就寫有雙圈四字八思巴文。這是兩件元代官窯“至正年制”的珍品，可謂是國寶。但是在斷代上，鑒定師竟判斷是明代“正德”、“嘉靖”中晚期，且以低價售出，其中一件為臺灣“清玩雅集”蔡一鳴先生所得。鑒定師如此判定的依據在于，這種八思巴字款碗盤，早于20世紀20年代，已被國外專家斷定是明代中晚期燒制，因國內無人研究，自然不能說“不”，加之陶瓷界中形成的“元瓷底足一律無釉無款”的傳統觀念，所以更不可能將其判定為元代瓷器了。可略具一些中國民族文字歷史知識者，當知八思巴字始創元代至元六年(1269年)，之后，隨著亡國即被廢去，明代從未用過此種文字。目前與全國各地所見八思巴字碑刻、印章、符牌、寶鈔等文物，包括北京居庸關之八思巴字刻經、軍事元代遺物，均是元代遺物，乃是有力證明。如此簡單的一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恰恰就因為國內的陶瓷界大部分專家盲目接受“舶來品”所致。

　　記者：按照您的觀點，似乎國內古陶瓷界存在這樣兩個誤區：一是過分依賴傳統觀念，二是盲目接受國外研究成果。果真如此嗎？

　　張英：可以這么說。其實，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都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2000年我曾讀過一位年輕人論“大明年造(制)”款釉上紅綠彩瓷器斷代方面之文章，其主要依據現藏日本一底足內同存“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年造”兩個款識之紅綠彩人物圖盤，便得出結論“大明年造”款識之紅綠彩瓷器，定是明代嘉靖年之產品。此種簡單一對一古陶瓷研究之方法，竟深得不少國內“國家級專家”之贊許。殊不知瓷器研究，亦有賴于思維科學。且不說傳世品充標準器已失去科學之價值，僅就瓷器款識、年號之屬性方面而言，款識無非為了標識器物燒制之時間，所以識者難免又發疑問，一器物整體，古人有無必要在同一位置，用兩種不用書刻方法，標記同一時期之款識？我認為這種所謂的“雙重款”，實際是民國年間古董商作惡，因那那時皆視“大明年造(制)”款釉上紅綠彩瓷器，為明之中晚期制品，故多于底足內原款，旁加“大明嘉靖年制”；底足無款亦有人加“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以愚昧收藏者，卻不知“大明年造(制)”款瓷器，乃明早期之物。

　　記者：您也參加了去年年底在濟南舉辦的“首屆中國民間元青花藏品研討會”，對于這次會議的意義，您能簡單談談嗎？對于這次會議展出的民間藏品真偽情況又是如何看待呢？

　　張英：這次會議最大的意義在于，我們應當重視國內的民間收藏，不能眼看著民間的精品因為我們的不認識和不作為而流失到海外。國內有這么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國內沒有被認識的瓷器，到了國外的博物館，就成了國寶，就使得大部分專家去頂禮膜拜，這是不正常的。當然，這次會議展出的100余件瓷器中，到代的元青花最多不過3、5件，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其積極意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