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3件作品的高價由國人創下：香港劉鑾雄分別以逾億元買下安迪·沃霍爾和高更的作品，而雷諾阿的作品也在北京以1120萬元被上海藏家納入囊中。與此同時，一些藏家開始在畫廊、博覽會上著手收藏國際藝術。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是擊掌相慶之幸事，還是危險的發軔？

　　應當說，對于收藏家個體而言，開始收藏國外的當代藝術作品，是視野的拓寬，是其個人趣味的選擇，無可厚非。但對于公共收藏而言，卻未必就是方向。公共收藏須遵循藝術史主脈，要脫離個人好惡，且要彰顯民族文化的判斷與藝術主張。

　　我們記得，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時，日本人曾支撐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驚人天價。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收藏者在經濟上付出慘重代價，而藝術市場也多年不振。實際上，價格的背后涉及到文化自信力，日本沒有真正支持本土當代藝術的學術體制與市場機制。大和民族經濟強大了，但內心深處對其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藝術的當代走向沒有判斷，他們把目光轉向歐美，臣服于他者的文化、他者的眼光與規則，也便等于把自己民族文化的話語權轉手讓人。現下中國的經濟一再被拿來跟20年前的日本相比，而中國富豪們財富來得更為兇猛快捷、知識水平不若前者。這種狀況，又如何能夠判斷、選擇、支持我們新文化藝術的方向？國人視野中的“國際藝術”，恐怕類似當初的日本，主要是制定游戲規則強勢的歐美藝術，絕少看到印度、俄羅斯、拉美、非洲。同時也應當看到，縱使目前出現藝術市場火熱的狀況，也只是個別的私人資本進入，大量的民間資本、機構資本并沒有進入到收藏領域。當這些資本明白藝術的重要，擇機進入，讓他們選擇什么？是重蹈我們一衣帶水鄰居的覆轍，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力推開放自信的中國新藝術？

　　一年之內，千萬元天價藝術品數十次炫人眼目，讓人們為之驚喜，為之咂舌，為之怦然心動。然而，我們是否更應為之沉思？思考高價背后，是保藏文化的內在沖動，還是牟利的驅使？若純然從牟利出發，如此之多天價一年間突然降臨，未嘗就不是對欣喜者與貿然者的另面提醒——利之所在，眾資聚來，而有些“資”之所以來，恰為謀君之“資”；此外，古往今來又有哪一種商品永遠價格上漲？更需長思的，是我們的收藏選擇與文化走向——繁榮、疑慮與轉折的當口，或許恰恰隱含著建立自己鮮活而自信、有判斷、不媚不偽的中國新藝術與新藝術機制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