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梁啟超是從哪一年開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從來沒有向人提起過，著述中也未談到過這個問題，但他從1916年開始陸續對所收藏的碑刻拓本進行校勘和題跋，在多件拓本跋語中談到其收藏時間、地點和來源，其中1925年在題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寫道：“碑以宣統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歡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斷，梁啟超至少在宣統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經開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為梁啟超在此之前如果沒有收藏碑拓的愛好，何澄一是不會從千里之外給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而在1909年之前的11年間，即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起，梁啟超一直逃亡在國外，他不可能直接進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動。在此期間，別人不可能知道他有收藏碑刻拓本的愛好，因此可以進一步推斷，梁啟超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經進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動了。當時，受到有清以來金石學勃興的歷史氛圍的影響，更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大力倡導碑學，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學生，在十九世紀90年代初萌發收藏碑刻拓本的興趣，這是很自然的。

　　同時，據有關資料顯示，梁啟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極少數如東漢的《樊敏碑》等數件為明代拓本和東漢的《張遷碑》等近十件為清代乾隆年間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慶、道光年間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國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梁啟超只要知道那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計(包括友人饋贈和花錢購買在內)將其拓本弄到手。

　　梁啟超跋《顏勤禮碑》云：“碑以民國十一年出土，今在陜西節署，此本為劉雪亞督軍鎮華所寄贈。”民國十一年即1922年，說明梁啟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動至少延續到1922年。由此可見，梁啟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時間跨度足有30年。

　　梁啟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時，還對其中的130多件拓本進行題跋。最早的題跋是寫于1916年1月的《禮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歷年斷斷續續都有題跋，時間跨度達11年。1918年1月，共題跋34件。而大部分的題跋多集中在1925年，這一年題跋(含再跋)超過100件。

　　梁啟超所題跋的碑拓，有漢代和魏晉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為西漢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題跋的內容主要有記述碑刻的出土發現情況及其去向、記錄碑拓的遞藏經歷、校勘考釋、題署碑刻名稱和年代、品評書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文字卻十分精練，可謂字字珠璣。

　　梁啟超逝世后，其家人將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歷代碑刻拓本盡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人們在驚訝之余，更為梁啟超的精神與毅力所嘆服。

　　兩次重大的公眾書法活動

　　梁啟超一生中參加過的重大公眾書法活動主要有兩次。

　　其一為1913年4月9日(農歷三月初三)，梁啟超發起在北京萬牲園舉辦修禊賦詩作畫寫字活動。應邀參加修禊活動的有滿清遺老詩人易實甫，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詩人嚴復以及畫壇名宿姜穎生等北京學術界名士、詩人等40多人。大家曲水流觴，吟詩作賦，盡遣雅興。梁啟超當時作有七言長古詩一篇。

　　他在次日寫給梁思順的信中說：“今年太歲在癸丑，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興，召集一時名士于萬牲園續禊賦詩，到者四十余人，老宿咸集矣。竟日游宴一滌塵襟，歸國來第一次樂事。”又在12日《與嫻兒書》中說：“修禊詩，錄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后，吾第一次作詩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詩殆壓卷矣。”梁啟超在信中還稱：“蘭亭以后，此為第一佳話矣。”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信中描述這次活動時用了三個“第一”：歸國以來“第一次樂事”和“第一次作詩”，蘭亭以后“第一佳話”。可見他對成功舉辦這次活動是何等之興奮。

　　另一次活動是1926年秋，梁啟超興致勃勃應邀為清華學校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上作書法演講。其演講由學生周傳儒手記，以《書法指導》為題，1926年刊于《清華周刊》第392期，后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102卷。

　　梁啟超為什么如此樂意作書法演講呢？他在演講前的“開場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說：“今天很高興，能夠在許多同事所發起的書法研究會上，討論這個題目。我自己寫得不好，但是對于書法，很有趣味。多年以來，每天不斷的，多少總要寫點，尤其是病后醫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寫字的時候，比從前格外多。今天這個題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樂得來講講。”

　　1919年，梁啟超赴歐洲游歷。歸國后潛心學術研究，花在書法學習和研究方面的時間也特別多，有極為豐富的的實踐經驗和深刻的體會，再加上在游歐期間，接受了西方的美學思想，運用于書法研究中，因此這次書法演講非常成功。他在這次書法演講中提出的書法美學思想，被書學界稱為現代書學研究的開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