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法臨池為日課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賞心悅目，久久不愿離去，由此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之后便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梁啟超18歲時(1890年)，受業于康有為主辦的萬木草堂，攻讀經世之學，時逾數載�？凳鲜侵袊�近代書學史上提倡碑學且卓有造詣的書法家，1889年寫成《廣藝舟雙楫》，倡導碑學。梁啟超正好在這時拜師康有為，自然對其書法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身邊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間，雖然身居異國，但學習書法之興趣依然不減。梁啟超寫于1910年的《雙濤閣日記》，極具體地記述了他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其中有每天臨池的內容、數量、進度及其體會。

　　1911年9月間，他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也記述了這段日子里的臨池經歷：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復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閑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啟超回國。盡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務與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傾情于書法藝術。只要一有閑暇，他便用功書法臨池。1916年7月14日梁啟超在《致梁思順書》中寫道：“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鈔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

　　1918年，梁啟超退出政壇，接著赴歐洲游歷。游歐回來后便潛心學術研究，從事著述和講學。研究書法藝術更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3年4至6月間，梁啟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巖養病，每晨盡開軒窗納山氣，在時鳥繁聲中作書課一小時許以為常。

　　1925年，他在題跋《張壽殘碑》中寫道“此碑豐容而有骨，遒勁而流媚，與我筆路最近，今后擬多臨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寫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歲初度，與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臨張遷碑跋中寫有“平生臨摹垂百過，卒不能工”句，還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寫道“日來寫張表，專取其與楷書接近。一月之后，請弟拭目觀我楷書之突飛也。”從這些跋文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平時臨習碑帖用功之勤奮。

　　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做手術。手術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們書》中寫道：“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子當桌子寫的。我發明這項工具，過幾天可以在床上臨帖了。”

　　綜上所列，可見臨池學習書法在梁啟超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臥病在床，還是那樣樂觀地堅持進行書法學習。梁啟超在書法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與他長期臨池學習下苦功夫是分不開的。

　　一生收藏歷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啟超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項書法活動。

　　據冀亞平等編寫的梁啟超所藏金石拓本目錄，梁啟超一生共收藏歷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屬于商代的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漢13件、東漢125件、三國13件、西晉5件、東晉9件、十六國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十國7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遼國1件、金國5件、西夏國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民國4件、無紀年6件。從《目錄》所顯示的資料可以看出，梁啟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從朝代看，商代至民國時期，每一個朝代無不有之；從書體看，金文、小篆、大篆、漢隸、魏楷、唐楷各種書體齊全；從碑刻的種類來看，鐘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無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書譜出版社與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在學術界、書法界中較具權威的《中國書法大辭典》，其所收錄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辭目約3000條，可謂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國歷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啟超一個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見梁啟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