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奪寶奇兵

　　讓民間資本“海外奪寶”的悖論在于：如果是身家清白的文物，以正常交易的方式買入，值得叫做“國寶回家”嗎？

　　而如果是被劫或者盜掘走私出境的，在道義上激起人們強烈情感的文物，應該以這種重金贖買的方式回家嗎？

　　□本報駐京記者　劉鑒強 本報駐滬記者　曹筠武

　　一問：“奪寶奇兵”能奪來多少寶？

　　金輪集團藝術部經理姚海芳說，金輪過去5年間每年購買海外文物所用資金在3000萬到6000萬人民幣之間。按照國際文物市場價格，每年約可購買頂級中國文物最多10件。而金輪集團已是近年來在國際文物市場上，出手最為豪闊的中國企業之一。

　　那么中國文物在國外又有多少存量呢？

　　國家文物局原局長、中華古玩業商會名譽會長孫軼青一言以概之：“失散在海外的書畫、瓷器、雕塑等中國文物，很難用數字說明。”

　　中國文物出境一般有4種途徑：一是正常貿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華僑出國時帶出，三是戰爭情況下被掠劫或者騙取，四是盜掘后走私出境。后兩種，都是在國家和民族不自愿的情況下流失海外的。僅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國門洞開，時局動蕩，百余年戰亂歲月中，我國流失到歐美、日本等地的珍貴文物就高達數百萬件，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余萬件。

　　面對中國文物在海外巨大而復雜的存在，民間資本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必要當此“奪寶”重任呢？

　　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處處長何戍中強調，關于“奪寶”之事，先要搞清楚概念，什么叫“流失文物”？“‘流失’不是法律詞匯，是很模糊的一個概念。就說一個大英博物館，里面那么多的中國文物，有走私出去的，有搶出去的，有我們強盛之時送出去的，也有正常的文化交流賣出去的，你怎么‘回收’？是否連正常文化交流的文物也要買回來？”

　　而就數量而言，“奪寶”之說缺乏常識。“去歐洲‘奪寶’，這么說會讓人家笑話。海外數百萬件文物，你能奪回來幾件？”

　　二問：“奪寶奇兵”奪來了什么寶？

　　浙江企業家陸漢振和徐其明堅持認為，他們常常出現的國際頂級拍賣行，是嚴守相關法律的；而他們購買的文物，均有較為詳細的來歷，他們買的是“干凈”的東西。

　　問題在于，何以保證國際市場都是干凈的？

　　拍賣市場上中國文物眾多，判明其來歷是一件極其艱巨的任務，國內有關專家曾經撰文，判明文物流失海外的性質，是否被掠奪或盜掘走私出境，當屬調查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19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文物價格在海外市場的大幅度飆升，國內盜掘走私文物達到瘋狂的程度，文物流失海外的現象又趨于嚴重。粗略統計，世界上40余個國家的200多座著名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其中相當部分為近20年來自大陸走私而去。

　　至于我國發生文物盜竊、走私事件，不久，那些文物就出現在境外拍賣會上，何戍中表示，此類情況———“太多了”。

　　1988年11月，中國有關方面發現紐約索斯比拍賣行公開拍賣的東周青銅敦，系湖北秭歸縣屈原紀念館當年6月所失，遂以完備的證明資料向美方索回。

　　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獲悉，嘉士德拍賣行將于3月21日在美國紐約舉行“中國陶瓷、繪畫、藝術品拍賣會”，其中拍賣品209號為一件武士浮雕，似與河北省曲陽縣被盜的王處直墓有關。后經國家文物局出面交涉，美國海關總署協助，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公約的規定，確認后無償歸還中國。

　　何戍中認為，民間資本購買了近年來被盜掘出去的文物的可能性“絕對存在”。“如果要買回來的話，任何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那是買贓物，那不是助長了挖墳盜墓和走私嗎？”

　　三問：重金奪寶值得歡呼嗎？

　　通常，在道義上激起人們強烈情感的文物，回歸時會被人們熱切地稱為“國寶回歸”。

　　民營資本“海外奪寶”的悖論在于：如果是身家清白的文物，以正常交易的方式買入，值得叫做“國寶回歸”嗎？

　　而如果是被劫或者盜掘走私出境的文物，應該以這種重金贖買的方式回歸嗎？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專家李健民曾撰文《中國文物流失海外與國寶回歸熱的反思》：“對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國少有重金贖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據法律和道義的原則，鍥而不舍地竭力追索。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甚至不惜采用強硬的外交手段。”

　　“希臘為向大英博物館爭取古代帕提農神廟埃爾金大理石雕的歸還，至今仍在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希臘方面的談判代表說：‘連香港都可以歸還中國，為什么古希臘文物就不能物歸原主？’多么精辟有力。”

　　我國已經加入了一些國際條約，加強雙邊合作，對文物走私進行打擊，追索非法出境的文物。但在近年“國寶回歸熱”中，卻多次發生民間資本重金贖買此類文物的事件。

　　最著名的就是2000年4月，香港索斯比、嘉士德拍賣行置國家文物局的嚴正立場和海內外輿論界的反對之聲于不顧，堅持拍賣1860年被英法聯軍掠奪出境的圓明園文物，最終北京市文物公司和保利集團將幾件圓明園國寶競回大陸。此事令兩家企業一時聲名大噪。

　　近20年來許多自大陸盜掘走私海外文物的回歸，也是耗巨款贖買的。

　　其中價額較大的一案，為1992年山西省曲沃縣天馬-曲村西周晉侯墓地被盜掘的一組14件晉侯蘇銅編鐘，由上海博物館以數百萬元自香港購回。

　　李健民在文中坦言：“就國寶回歸事情本身而言，無疑是值得慶賀的。但若稍加分析，就會感到這種回歸的方式或途徑，無異于在豐盛的筵席上吃進蒼蠅一樣的令人尷尬萬分。”

　　如果說國寶回歸的前提是必須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那么“不惜重金”的贖買，是否值得歡呼呢？

　　“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能混淆，否則，法律的權威體現在哪里？國際協作如何開展？”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處處長何戍中說。

　　四問：應如何看待“奪寶奇兵”？

　　何戍中最后強調不要將民間收購與“民族感情”連在一起，“一聯系民族感情，就容易走極端。”他說，“有民族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這種民族感情引導好，來把現在的文物保護好。”

　　何戍中認為，如果從投資收藏的角度來看，買賣是對的；但從文物保護角度來看，出錢買文物這個方向是不對的。目前除非特殊情況，我國政府極少出資回收境外的文物。“就文物保護來說，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我們有那么多的古跡需要保護，那么多人員需要培訓。不能一方面出大價錢買海外的文物，一方面任由文物遭到破壞。”

　　“比如說，圓明園以前遭到外國人破壞、搶劫，我們義憤填膺。可現在誰在破壞圓明園？誰在破壞長城？誰在破壞北京古城？什么是愛國？把現在的文物保護好才是愛國。”他說，“以中華文化來說，現在你出10塊錢收藏保護一封信件，也許比花100萬買個什么‘國寶’更重要。”

　　朱傳榮，文博世家之后、已故文物鑒定大師朱家氵晉之女，表達了對中國企業家“海外奪寶”的個人看法。她認為，目前中國企業家購買文物更多是一種投資行為，應該當作文物的正常流通看待。“流通”其實是一個比“奪寶”更強大的詞，意味著“平等的、自由的、競爭的”。能有機會參與這樣的合法競拍使文物部分回流，正是流通使然

　　對企業家個人而言，出現在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上，不僅是人生的經歷之一，也是擁有財富身份的象征。盛世藏寶，亂世藏金。中國企業家這種投資取向，應該基于對中國經濟持續走強的肯定和認可。

　　但是，就收藏本身而言，她認為，僅僅擁有了文物，算不得藏家，藏家不僅有買的能力，還應該具備研究的能力，企業家需要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

　　“期待著，在未來，民間的文物持有者能夠脫離雇傭的文物專家和外語翻譯，成長為有獨立鑒識和交流能力的真正意義上的收藏家，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因為得到他們的眷顧感到榮幸。有實力的個體多了，才有真實和持久的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