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在于長線持有，更在于精神享受

　　是志浩表示中國的藝術品市場肯定是直線上升，這一點與中國的經濟走勢相應。他說：“中國的經濟在10年內都沒有問題，盡管會有結構性調整，細節調整，但上揚趨勢不變。”因此，是志浩認為在這樣的態勢下“長線持有”策略相對更具增值空間，不適宜換來換去。任何投資市場都有主升浪的到來，只要經歷和挺過一個熊市，就一定能迎接主升浪的到來。當然，藝術市場與股票市場一樣都會出現波段性調整，要想抓住波段效應，一定要具有卓越和迅捷的市場捕捉能力。

　　藝術品投資如同金融證券業一樣，需要有專業知識。因此，在這么多年的書畫收藏過程中，是志浩一直都有幾位收藏大家和鑒定行家朋友在旁給予指點。而能和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談天說地，探討藝術、查閱著錄的過程更具樂趣。雖然這個過程也要花很多精力，但這種精力與陪客戶應酬相比要愉悅開心得多。前者是一種主動的享受，后者確是一種被動的工作。或許商場能給人帶來無窮的刺激感和物質滿足感，但在商戰中不停奔波后需要的是寧靜和精神需求。是志浩說：“沒有錢的時候或許不講究文化；一旦經濟發達，精神和文化需求必將成為重點。”這番言論無疑表達了是志浩對生活真諦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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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書畫溯源

　　清末民初的上海，工業發展、商業繁榮、金融發達、貿易興盛，至此上海一躍成為中國乃至東南亞最大的城市。正是上海這種開放的社會經濟勢態，為來自各地(主要是江浙)的書畫家們展示了一片充滿希望與活力的新天地。從而形成了以張子祥、任熊、任薰、胡公壽、虛谷、任伯年、蒲華、錢慧安、吳昌碩為代表的第一代海派書畫家，而其中尤以任伯年、虛谷、蒲華、吳昌碩為翹楚，被稱為“海上四杰”。這批書畫家群體的形成，上海才從真正意義上擁有了職業書畫家，并以一個重大流派的形態“亮相”于世，即他們的社會屬性是“海派書畫家”，而不是“海上書畫家”。

　　在上海這個“近代”意義的城市中，在東西方文明交匯最活躍的社會氛圍里，這批書畫家群體，他們已不是傳統文化環境中的文人書畫，煙云供養，雅興揮毫。而是在新興的城市空間中，將接受市場嚴峻的選擇和受眾挑剔的取舍，從而使上海成為全國書畫藝術群雄逐鹿之地。他們藝術創作的成熟期都在19世紀末。任伯年辭世后，吳昌碩成了海派書畫的領軍人物。他參與了海上題襟館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等社團的組織領導工作，成為海派書畫家的一面旗幟。

　　憑藉著上海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經濟活力，海派書畫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一個鼎盛期，涌現了一大批書畫藝術名家，而其中尤以“三吳一馮”為領銜，以他們為代表主導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書畫創作，這個書畫精英群體的規模與數量都要超過任伯年、吳昌碩所主導的時代。也就是說以吳昌碩為主帥的海派書畫家至此已達到了其巔峰狀態。“三吳一馮”是以吳湖帆為領銜，吳待秋、吳子深及馮超然為主將。

　　另外有代表性和知名度的海派畫家如：黃賓虹、賀天健、鄭午昌、趙叔儒、王福廠、沈尹默、劉海粟、錢瘦鐵、馬公愚、張大千、徐悲鴻、豐子愷、來楚生、陶冷月、鄧散木、陳巨來等人。以上所列的一些書畫家，他們大都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就在老一輩扶持下，以書畫藝術立足于海上，其經濟形態基本是自足而穩定的。正是在這個時期，自清末民初發韌的海派書畫進入了全盛期，大批著名畫家云集上海，形成了老、中、青書畫家群體，容納了不同的風格流派，可謂是“少長咸集、群賢畢至”。這個時期的海派書畫苑為中國書畫界打造了一支藝術精英團隊，為日后涌現的大師名家建構了一個平臺，從而支撐起了百年中國書畫藝術的大師之門，如當時均屬青年輩的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潘天壽、陸儼少、謝稚柳等，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成為了中國書畫界的領軍人物。而到海外去的張大千、吳子深、汪亞塵、王季遷等人，亦在國際上弘揚了中國書畫藝術的瑰麗風姿。

　　他是中國第一批投資銀行專家，現在也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品收藏家。

　　關于股票投資和藝術品投資，他無疑有很大的發言權。

　　他認為，長遠看，藝術品的回報往往超過股票。

　　當然，玩藝術品比在生意場上陪客戶應酬自然要開心得多，

　　這種精神和文化的愉悅，恐怕不是投資收益率能比擬的。

　　是志浩：

　　1987年上海大學法律系畢業，同年進入上海市第五律師事物所從事了6年律師工作。

　　1993年進入中國最早的一家股份制證券公司——上海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投資銀行總部副總經理，成為資深投資銀行專家，曾起草我國第一個股票認購證發行方案和第一個股票競價發行方案。他熱愛近現代書畫，是滬上清末民初“海派書畫”的熱衷收藏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