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羅克關

　　今年兩會銀行家提案最大的看點，是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筆者注意到，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與光大銀行[微博]董事長唐雙寧不約而同都在各自提案中呼吁，全國人大應該盡早將修訂《商業銀行法》列入立法計劃，建議放松銀行投資證券、保險、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限制，支持銀行進行綜合化經營的嘗試。

　　馬蔚華舉例稱，2002年至2012年10年間，非信貸類融資規模從900億元快速增加至6.6萬億元，增長了72倍，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從4.5%持續提高至42.1%；而信貸類融資規模僅增長不到5倍，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從95.5%持續下降至57.9%。而由于金融脫媒勢頭持續，商業銀行的盈利結構也在近年產生了較大的變化，信貸類凈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呈降低之勢。

　　這一組數據，將當前商業銀行的看似穩定、實則危機潛藏的生存狀況生動地描繪了出來。實際上，自2007年理財產品悄然興起之后，銀行的收入結構從批發業務轉向零售和中間業務就已經成為定局。過往幾年的通脹預期更是助推了這一轉變，這與美國上世紀7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機而陷入滯脹，導致存款單之外的負債工具大行其道的格局極其相似。去年啟動的利率市場化，亦更多是對市場現狀的追認，因為在理財產品收益率普遍維持高位的情況下，再將存貸基準利率限定在以往的水平顯然是不現實的。

　　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對這些轉變顯然也是了然于胸。他提交的提案稱，現行的《商業銀行法》已經滯后于商業銀行業務發展實踐，因為與10年前比較，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大大拓寬，遠非《商業銀行法》列舉的13類業務可以概括。一些商業銀行甚至已突破分業經營的限制，開展“綜合經營”，這些創新實踐均未能在現行法律中得到準確體現。

　　但矛盾的是，即便面臨種種挑戰，商業銀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一哥”的地位卻依然看似不可動搖。就以招商銀行和光大銀行為例，其中任何一家的資產規模和盈利能力，都不是非銀行金融機構能夠望其項背的。何以在這種狀況下，商業銀行仍然對自身的發展空間感到壓力？筆者以為，當前的狀況更多是歷史因素綜合的結果。從過往的狀況來看，間接融資向來是中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商業銀行數十年以來積累起來的客戶和市場資源是其立身之本；此外，嚴格的分業經營本身，亦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商業銀行。因為直接融資類金融機構沒有權利吸收存款，這亦意味著這些金融機構基本上沒有渠道直接接觸客戶資源。

　　但是現有格局已經在發生改變。僅以近年來理財市場的發展為例，社會公眾對銀行存款單之外金融工具的認知正越來越多，證券、基金、信托、私募股權等新的投資渠道也正在極力迎合市場需求。同時，商業銀行傳統上能夠壟斷的支付結算服務，也在被新的技術不斷蠶食。競爭壓力之下，商業銀行賴以生存的負債基礎在不斷流失，過往兩年里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各種困難，早已被媒體報道得極為充分。

　　因此，銀行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憂思并非杞人憂天，如果現有嚴格的分業經營格局繼續維持下去，那么商業銀行很大程度上只能以慣性向前滾動發展。如若缺乏進一步開拓市場和開發工具的可能性，越來越開放的證券市場和基金市場，將創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與傳統商業銀行針鋒相對。高盛的崛起似乎可以例證，保爾森在自傳《峭壁邊緣》中坦言，他在1974年開始投資銀行職業生涯之時，高盛尚沒有強大到可以與一流商業銀行相提并論。但是32年后的2006年，他去職出任財長之時，高盛所擁有的業務范圍和金融工具，已經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家世界級商業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