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務提供方應當為人們提供應對生命中的各類風險和嚴重不確定性的工具，確保人們能夠享受生活、安度晚年，借此推動經濟社會的進步

　　日本銀行副行長 西村清彥

　　人口老齡化、經濟和金融

　　人口老齡化，以及如何監管金融產品和服務以應對由此引致的問題對于全球而言將越來越重要。確切而言，這些問題與金融服務(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所有金融部門)的根本屬性深度關聯。

　　事實上，我已數次警告過，在我們的經濟決策中，忽視人口因素會造成不利甚至嚴重后果，尤其會涉及資產價格泡沫、貨幣需求與通貨膨脹。我曾指出，資產價格泡沫最有可能發生在“人口紅利”末期。在該階段，一個國家受益于勞動人口的增長。與之相反，在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后，由“人口負擔”所導致的增長潛力下降，很可能造成經濟長期停滯。這一現象，在日本、美國和外圍歐元區國家都曾出現。當前歐元區所遭受的不幸，根源其實在于人口變遷或老齡化所引致的結構變化。

　　人口老齡化可能對金融服務產生重大影響，這就需要新的政策予以應對。在這里，我想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跨業乃至跨境調整的必要性，另一個是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根本不確定性。

　　跨業和跨境協調的必要性

　　隨著社會逐漸老年化，老年公民成為金融資產的主要持有人。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基于人之本能，很多人可能在管理金融資產時成為風險規避者。因此，在一個成熟經濟體，老齡化致使其增長潛力較低，在如何向經濟體系中的潛力部門提供風險資金以鼓勵企業家穩健承擔風險和提高價值生產方面，就面臨著嚴峻問題。

　　更具體一點，金融產品和服務應使得老年公民能夠維系生活品質，并推動形成“長壽是福不是禍”的社會環境。除了公民的“養老錢”，這些金融產品，也被期望發揮不同功用。考慮到在許多國家，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程度在改善，這些金融產品和服務在幫助老年人口保持活力并力所能及地為社會作貢獻，同時降低與年齡增長有關的風險(如疾病)方面，重要性與日俱增。為提供這些產品，金融機構必須與其他行業合作，充分利用其先進技術和經驗。與此同時，金融機構作為一個聯系富裕老年公民階層與潛力企業家階層之間的中介，也應利用自身經驗去度量、分散和管理各種各樣的風險。所有這些嘗試，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跨業”元素。

　　進一步地，隨著發展中經濟體轉變為成熟經濟體，在一個老年化經濟體中，人們會將其儲蓄投資于海外的發展中經濟體，以獲取更高回報，這是人之本性。因此，對一個成熟經濟體而言，充分利用跨境交易的好處并管理好伴生風險，也很重要。

　　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跨業及跨境擴張趨勢即將來臨，它將對當前的金融監管架構帶來嚴重挑戰。毫無疑問，這需要建立一個全面綜合的監管架構。只專注于一個特定部門的監管很可能會導致“水床效應”——問題只是被簡單地轉移到其他部門，而不是被有效地解決。

　　預期壽命和生育能力的根本不確定性

　　首先，我要點出與之相關的兩類風險：一類涉及預期壽命或者長壽，另一類涉及出生率或者生育能力。接下來，我將闡述衡量整個經濟體中這兩類風險的根本不確定性，以及其對監管可能造成的后果。

　　現實世界中，我們面臨形形色色的風險，長壽風險便是其中最根本的一個。一個人會生存多久，除了神仙，沒有人能夠未卜先知，給出精確答案。雖然經濟學教科書一般性地指出，如果沒有不確定性，則資源的有效配置將更容易實現，然而，即便人們精確知道自己哪天出生，卻鮮有人知道自己何時將駕鶴西去。我們是人類，不是神仙，我們需要接受這種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金融服務在幫助我們管理這種固有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進而確保我們能夠喜樂融融地度完一生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為應對長壽風險，社會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出現增長。

　　應對長壽風險需要有必要的工具，工具提供方必須能夠管理整個經濟體中的伴生風險。為此，諸如保險機構等金融服務提供方等傳統上都會利用“大數定律”。該定律假設，隨著樣本數的增加，所有樣本的平均值，比如平均預期壽命，將更具可預測性。就生育能力而言，也被認為是遵循“大數定律”。盡管一對特定夫婦生育孩子的確切數字我們無從知曉，但每對夫婦的平均生育率卻很大程度上是能夠預測的。主流觀點認為，在大數定律基礎上，人口結構的變化基本上是可預見的。

　　不幸的是，這種觀點卻并非總能站得住腳，或者更直白一點，很多事例表明它是不正確的。以日本為例，在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對總生育率的預測出現錯誤已是家常便飯，由此使得生育率不斷被向下修正。政府一再公開發表預測，宣稱生育率的下降只是暫時的，人口出生率預計很快將再次上升。同樣，預期壽命的預測結果也顯示，實際壽命一直超過預測數值。

　　這些失誤連連的預測揭示了老齡化進程的根本不確定性。如果實際結果偏離了對經濟體中全部人口預期壽命的預測結果，則所有的金融服務提供方都將受到影響。例如，對長壽風險產品而言，即使是細微的偏差，也可能顯著增加提供方的風險敞口。

　　避免“打補丁”和“一團糟”問題

　　一旦這種偏差導致意想不到的虧損積聚，就需要進行監管方面的改革。然而，這種借由損失引致和推動的監管改革，往往只會導致對監管架構“打補丁”，這反過來又將導致進一步的損失和更多的“補丁”，形成惡性循環。這種對監管框架的臨時性調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可能會引起計算機編程人員稱之為“意大利面條式代碼”(也稱“一團糟”)的問題。這種情況下，監管框架變得過于復雜、彼此糾纏，就像意大利面條一樣，而人們對此毫無頭緒、束手無策。

　　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行事，預測不能過于樂觀，尤其是當這些預測關乎總體監管架構時，任何預測錯誤都可能會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當觀察到預測出現錯誤時，尤其在處理諸如“一團糟”等風險時，對于如何做出恰當的政策反應，事先設定一個明確的戰略，也是非常重要的。應持續地對監管架構的性能進行修訂，且任何時候都要有俯拾即來、隨時可用的必要手段。伴隨著這些措施的施行和發揮功用，就有可能防止一個單純的預測誤差最終演變為整個體系“不可逆性”的紊亂。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將一個次優的“故障解決”機制納入我們一貫沿用的整體架構，這比起自詡預測結果總是合理且客觀的、進而去一味追求最優方法的做法，能更好地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結 語

　　對金融機構和監管主體而言，新近的金融危機已徹頭徹尾地顛覆了金融服務的圖景。在雷曼危機之前，人們往往只看到金融新產品(如證券化產品、衍生產品和跨境交易產品)“光明的一面”，堅信我們已“背靠大樹”，得到了這些先進的、創新性的風險管理和投資工具的有力支持。然而，危機的爆發暴露了伴隨它們的風險和相關問題，現在人們的眼中盡是這些金融服務“黑暗的一面”。

　　不管怎樣，金融產品和服務仍具有必然需求，因為它可以幫助個人和企業管理各自風險方面。只有私人實體實現了穩健的風險承擔，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面臨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金融機構理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尤其是出于長壽風險管理和應對出生率下降問題的需要。由此一來，金融機構如何充分利用其技術和資源，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金融服務提供方應當為人們提供應對生命中的各類風險和嚴重不確定性的工具，確保人們能夠享受生活、安度晚年，借此推動經濟社會的進步。

　　在這方面，我認為，監管機構應考慮以下兩件事：其一，監管機構應具有跨業以及某些情形下跨境的視角，尤其是在人口老齡化階段，為確保經濟能夠分散風險，進而實現持續發展，監管機構應該要有一個宏大的設計。其二，監管機構應該意識到，一個理想的監管架構需要不斷演進，推動其演進的一個原因便是人口老齡化以及伴生的經濟和金融服務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本文為作者2012年11月14日在東京舉辦的聯合論壇會議上所作的主題演講。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申世軍譯。

　　　　西村清彥，1953年出生，分別于1975和1977年獲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于1982年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8年3月20日起擔任日本銀行副行長。他1981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研究員，1983年至2005年在東京大學任教，其間從2003年起擔任東京大學經濟社會研究學會首席研究員。2005年4月起擔任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