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紅娟

　　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問題：貨幣多、資金多，但資金又很貴，很多投資者找不著合適的投資對象，但很多企業又感到融資難。

　　“這樣一種矛盾、悖論，我認為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于資金價格扭曲，而資金價格扭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金融市場當中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使得一些領域能夠高價吸收資金。”央行[微博]原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說。

　　在6月21日于青島舉辦的“金家嶺財富論壇”上，吳曉靈提出，剛性兌付與過度依賴政府隱含擔保是當前金融市場運行當中兩個極大的扭曲，而金融產品存款化是財富管理理念的障礙，也是中國金融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兩大扭曲”

　　“剛性兌付抬高了中國的無風險收益率，減少了實業發展的資金可獲得性。”吳曉靈說。

　　從市場來看，目前最容易吸收到資金的就是房地產行業以及具有財政軟約束的地方融資平臺，而一些實業企業則因為資金成本過高而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

　　根據國資委[微博]網站公布的信息，2013年各行業凈資產收益率中，工業行業整體資金利潤率僅有6%，而其實只有少數行業能夠達到6%的水平。

　　“很多理財產品收益率都達到了10%以上。在這樣的無風險、高收益率產品的比較之下，很難有資金愿意投向實業。這種無風險收益率的提高，甚至逼迫政府債券也不得不提高成本。這對于實體經濟和對于政府運作來說都不是有利的。”吳曉靈稱，只有讓風險暴露，才能降低無風險收益率水平，“才能夠讓資金流向希望流向的地方”。

　　除了剛性兌付，中國金融市場的第二個扭曲是過度依賴擔保使資金配置效率低下。

　　“金融機構在資金投向的時候，對政府隱含擔保的期待，使得資金配置傾向于有政府背景的融資主體。大家都知道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都有或明或暗的政府背書，金融業都愿意把資金流向這些領域。另外，對擔保的依賴忽視了對企業現金流的分析，促進了信貸的盲目擴張，經濟下行期會對企業形成加倍的打擊。”吳曉靈表示。

　　金融的本質在于經營風險、經營信用。對于長三角地區爆發的聯保互保風險和青島港調查中的騙貸事件，吳曉靈表示這都是銀行沒能有效經營信用的表現，銀行沒有秉承信用第一的宗旨，沒有分析償還能力，沒有分析企業的現金流，而把風險控制寄托于企業的擔保抵押，這樣使得金融風險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為此，吳曉靈呼吁，讓銀行回歸經營信用的本質，為有市場發展前景的企業提供融資便利，銀行家、金融機構的分析員應該去分析企業自身的經營能力、產品市場前景、未來的現金流，而不是過度依賴擔保。

　　金融產品存款化

　　其實所謂“金融產品存款化”本身也是剛性兌付的表現方式之一。

　　吳曉靈認為，因為法律關系不清、銷售誤導，而且機構出于維護信譽的需要等原因，使得許多財富資金管理呈現出剛性兌付轉化為一種類存款的產品。

　　“資金管理是直接融資，是金融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式，但存款化的傾向只會積累金融的風險，抬高市場的利率水平。”吳曉靈說，金融產品存款化是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的障礙，也是中國金融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她表示，存款不在于是銀行來吸收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機構來吸收，只要它具備以自身信譽和資產承諾保本，就是存款。“而極可能保本的產品，本身來說不管保本的可能性有99.9%，也有‘黑天鵝事件’，它的風險承擔者也應該是投資者。而我們金融機構在推銷產品的時候，往往就把那些極有可能保本的產品和存款產品混淆在一起。”

　　鑒于此，吳曉靈認為應該對不同的金融產品予以區分，包括具有存款性質的保本型和非保本型以及結構性資金產品等，并有針對性地設計監管結構，同時加強對投資者教育，強化市場紀律，讓金融產品實至名歸。

　　“對于(結構性產品中的)劣后部分，監管當局應該要求一定資本來支撐，只有有了資本的支撐，才能減少這種產品的泡沫化，限制其擴張倍數，防止杠桿率過高。”吳曉靈建議。

　　一般而言，結構性產品包括優先和劣后級別，其中優先層級享受優先償付，同時收益率也相對較低，而劣后產品則基本由機構自持，一方面降低機構整體的融資成本，同時也限制機構無限制出售劣質資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