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置不良資產沒有靈丹妙藥

　　———日本三菱信托銀行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杉野光男談日本金融界處理不良資產的經驗教訓

　　□本報記者　柳劍能

　　盡管已經能用流利而且幽默的中文作演講，杉野光男還是常常把“對不起，我的中文 講得不太好”做開場白。

　　他1974年大學畢業并進入三菱信托銀行工作，30年來的銀行從業經歷中，有20年從事對華業務，現在是三菱信托銀行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

　　在杉野光男畢業的1970年代，日本大的銀行有23家。而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金融機構產生了大量的不良債權問題。當時許多銀行經營惡化，為了謀求生存，開始走“合縱連橫”的道路——以前的23家銀行現在組成四個大型金融集團以及若干家獨立的銀行。三菱信托銀行成為至今仍然使用原來名稱的少數銀行之一，在合并大潮中和東京三菱銀行、三菱證券公司一起成為三菱東京金融集團的下屬銀行。

　　由于對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深切感受和自從1980年代以來長駐中國的經歷，他對中日銀行界的經驗得失了然于胸，因此也常是國內各種金融論壇的座上賓。不久前，在中國銀監會廣東監管局組織的一次金融資產處置／投資論壇上，他和日本財政省銀行局前局長西村吉正博士同臺演講，其富于實際操作經驗的建議引起廣東銀行界人士的濃厚興趣。隨后，針對當前銀行界最棘手的不良資產處置問題，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日本如何“失去”1990年代

　　記者：日本銀行界把1990年代稱為“失去的十年”，原因是日本經濟飽受1980年代后期泡沫經濟的影響，產生了大量的不良債權。請問這個泡沫經濟具體是如何產生的？有哪些顯著的特征？

　　杉野：這要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說起。1980年代，美國一直把“強大的美國”作為口號，推行美元升值政策，結果卻產生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1985年，困惑的美國在紐約廣場賓館召開發達五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會議，立場一變，放棄了美元升值政策。

　　隨著這個政策的改變，日元的匯率從1985年的1美元兌263日元，變成1988年的1美元兌120日元。日本的出口產業因此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日本當局害怕一直依靠出口生存的日本經濟從此站不起來，就決定推行擴大內需的政策。為了支持這一政策，除了推行以建設高速公路、橋梁、工業區等基礎設施為目的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外，中央銀行的貼現率也降到過去最低的2.5%。這些措施使日本在1987年到1990年之間，保持了良好的發展狀態。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也發生了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資金過剩現象。如果是在經濟高度發展時期，企業的設備投資需求很強，鋼鐵公司、電力公司等骨干企業都會向銀行借款。但在經濟穩定發展期，他們不再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這部分無處可去的資金開始向股票、房地產、高爾夫球場會員權等方向投機。說到房地產，當時竟然發生全日本的地價總額是整個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這樣可怕的現象。

　　為了改變這種不正常現象，日本政府從1990年起實行金融緊縮政策，收回過剩的資金。同時，為了不給制造商等實業領域帶來惡性影響，決定只對房地產、非銀行金融機構、建筑公司這三種類型的企業進行限制，要求銀行控制和減少向這三類企業貸款———因為這三種企業最大地享受了泡沫經濟的好處。其結果是：先是股價下跌，接著是房地產價格下跌。由于所持資產的價格忽然暴跌，個人消費和企業的設備投資也急劇降溫———整個1990年代，由于泡沫經濟崩潰，日本全國約有2000萬億日元的資產消失了。1989年泡沫經濟的高峰時期，整個日本的地價總額約有2100萬億日元，1998年減少到1400萬億日元，損失了將近35%。至于股票，1989年900萬億日元的市價總值到1998年減少到了300萬億日元，損失了65%。

　　以銀行為首的金融機構也被卷入了泡沫經濟。假如當時銀行接受100億日元的股票做抵押，同時，向客戶發放70億日元的貸款，那么現在將有50%的貸款不能收回，這樣銀行就很難繼續經營下去了。由于泡沫經濟的破裂，產生了龐大的不良債權。1990年代，為了處理這些不良資產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的10年，被日本稱為“失去的十年”。

　　日本如何處理不良資產

　　記者：當時日本采取了什么措施來解決不良債權的問題？能不能舉些具體的例子？

　　杉野：處理不良資產需要資金。首先是銀行用自己的每年贏利、壞賬準備金、甚至股票資本利得等來填補部分壞賬。但由于股價不斷下跌，銀行資本利得一下子減少很多，連經營相當穩固的大銀行也相繼發生賬外損失。

　　第二是開始嚴格管理不良債權。在那以前，日本對不良債權也沒有清晰的定義，有些企業通過借新款還舊款，可以把經營不善的狀況掩蓋一段時間。后來，日本的銀行開始借助標準普爾、穆迪等評級機構的評級，自己內部也開始評估企業的資質，嚴格審查企業的信譽、擔保是否足夠等；對于經營不善的企業要求它們提供每天的現金流量表。

　　第三是把不良債權賣掉或者證券化。讓不良債權流動起來有兩種做法，一種是設立特殊目的公司，一種是通過信托來處理。現在中國還不允許設立特別目的公司，只能通過信托的方式來處理。

　　當銀行通過發行次級債券或優先股還不能籌集足夠的資金時，就會向政府求援，日本金融當局最后采用了由政府注入公共資金的方法來填補銀行資本。

　　記者：中國在今年也曾將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注資給兩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日本在給銀行注資方面感覺效果好嗎？

　　杉野：注資是有條件的。2002年秋天，日本政府推出了“金融再生計劃”，命令各大銀行，特別是接受了政府公共資金的銀行必須盡快處理不良債權。這個計劃的主要意思是，為了恢復社會各界對日本金融體系和金融行政的信賴，必須首先解決銀行的不良債權問題。更具體一點，就是到2005年3月，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必須減少到現在的一半。

　　記者：據《日本經濟新聞》今年10月初的消息，日本大型銀行的不良資產占信貸總額的比例已經降到了4%，三菱東京金融控股集團已經提前半年實現了不良資產減半的目標。這是怎么做到的？

　　杉野：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措施。通常金融機構會將自有資金、外界借入的資金合并起來，充當資本金，逐步注銷不良債權，同時防止新的不良債權的產生。除了金融機構自身的努力，跟日本經濟復蘇、股價回升也有關系。另外，為了建立更加堅固的金融體系支持政府改革，政府在嚴格檢查銀行的資產、充實主要銀行的自有資金、改善銀行經營狀況等方面都制定了強化方針。這成了日本加速不良資產處理的關鍵。

　　主干事銀行制度的利弊

　　記者：日本財政省銀行局前局長西村吉正博士認為，過去產生的不良債權(A型)，已經大部分得到處理了，但是，由于通貨緊縮的影響造成新生不良債權(B型)，一直還在困擾日本。這引起了中國銀行界的高度重視，因為中國自從將一大批不良債權剝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后，近年來，國有銀行又產生了一批新的不良資產。怎么理解不良資產A型、B型的差別？

　　杉野：就我們業界的理解，A型是指企業受外部環境影響而產生的不良債權，好比一個年輕人摔了跟頭，骨折了，可以醫治，很快就會康復；B型是指企業自身運營狀況不好而形成的不良債權，比如不再生產的水泥廠等，好比老人的糖尿病，很難醫治。日本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生活水平高，工資水平也高。所以B型的不良債權一旦產生，會相當棘手。

　　西村博士的發言主旨是日本1990年代后半期的不良債權問題與中國國有企業的不良債權問題同屬一個課題。對于借款企業來說，收益性和發展性才是根本問題，僅僅處理好以往留下的不良債權并不能解決企業生存問題。而企業只要存在，就難免會發生新的不良債權，因此對于產業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的中國，銀行有義務對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進行幫助，引導他們走上新生的道路。

　　日本至今仍保留著“主干事銀行”制度，也就是銀行在企業經營方面介入比較深的傳統。一般大的企業會跟若干個銀行有業務來往，但通常是請其中給予貸款額最多的一家做“主干事銀行”。主干事銀行有時會找五十來歲的資深干部去目標企業做財務總監或副總，萬一企業經營不好的話，會請主干事銀行提供大力支持。在產生不良債權時，主干事銀行通常要承受更多的損失，比如當企業運營困難，要求所有借款銀行放棄30%的債權時，會要求主干事銀行放棄40%的債權，其他銀行則放棄25%的債權，平均起來30%。

　　主干事銀行制度只是慣例，不是法定義務。其好處是能在危難時期幫助企業度過難關，避免破產而形成更龐大的不良債權；弊端則是處理起來常常不果斷，最后往往形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大包袱。

　　中國國有企業的不良債權，有些屬于利用體制因素拖累銀行；有些則屬于國家政策不當造成歷史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日本對中國有參考價值的解決方法，還包括伴隨經濟發展形成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處理不良債權的特效藥，有一種很形象的說法，它可以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榨取廣大平民的財富。

　　舉例來說，1960年代時，300億日元的壞賬是令人瞠目的數額，但到1980年代，已經不算大的壞賬了。通貨膨脹是解決銀行不良債權的真正良方，它是偷偷地剝削老百姓的儲蓄補貼銀行損失、而老百姓又不太容易覺察到的方法——因為老百姓的工資還在上漲。日本和中國的不同在于，日本經濟已經是發展到高位，很難通貨膨脹，而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不需要主動推動，只要伴隨經濟高速發展，由消費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將自動幫助解決一些歷史問題。現在有點令人擔心的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比如近來中國的原材料上漲等。

　　不要輕易判企業死刑

　　記者：你剛才提到中國還不允許設立特別目的公司來處理不良債權，只能通過信托來處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處理不良債權的手段還比較單一？怎么評價中國的銀行業把不良債權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處理的現狀？你個人有什么建議？

　　杉野：在中國，信托和銀行、證券、保險并列成為金融的四大支柱，利用信托最大的優點就是方便，既可以把許多分散的資金集中成一個大的基金，也可以把一個債權分割成100份、1000份的小額受益權。資產管理公司在變賣資產的時候，如果需要小額化，信托將是非常便利的一種方式。

　　我個人認為，中國政府和民間企業可以同心協力，成立重組型的不良債權處理公司。在日本，說到“果斷地處理不良債權”，許多人考慮的都是如何讓公司快點破產清算。實際上，根據銀行職員的經驗，即使現在業績很差的公司，也是一個凝聚了各種經驗和技術的有機整體，重新成立這樣一個公司需要很大成本。因此，考慮讓企業復活再賣掉，應優先于考慮直接賣掉或破產清算。

　　第二，伴隨著金融政策的改變，任何國家的銀行都會從擴大貸款轉變成控制貸款。但如果政府為了糾正個別企業的錯誤，而對整個行業都進行限制，那么這種“一刀切”做法的結果，只能使原本健康的企業也因受到政策影響而變成虧損。

　　第三，像中國這樣變化劇烈的國家，產業的興旺和衰敗實在很難預料，有時雖然知道風險很高，但是政策上非實行貸款不可的情況也有。重要的是必須嚴格區分這種風險到底是貸款風險，還是投資風險，然后制定相應的內部管理政策。

　　第四，貸款是帶有一定的風險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憑借過去的數據推算出壞賬的概率。并且，如果每筆貸款的金額基本相同的話，就可以利用數學的概率與分散理論，設定包含風險系數的利率，這樣就可以確保穩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