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　王華慶

　　在開放型經濟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和內在結構正在調整，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加大，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我國銀行業的競爭理念和格局正在變化，境內外金融市場間的相關性也在加大，金融交易更加復雜。可以說，我國銀行業經營環境正在發生很大變化，各種風險因素縱橫交織，銀行業監管仍面臨著不少內外制約，距離有效監管還有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積極應對。

　　客觀認識當前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環境的變化

　　客觀認識當前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環境的變化，是提高銀行業監管有效性的前提。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五個方面。

　　我國經濟金融與世界經濟金融的聯動性明顯增強

　　全球化對各國經濟金融的影響在不斷加深。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經濟開放度進一步提高，經濟金融與世界經濟金融的聯動性明顯增強。世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生產資料國際價格變化、主要貿易伙伴總需求變動、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等，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將更為明顯。全球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美元貶值、次級貸款風波等，也給我國金融市場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國際規則和標準的約束力大為增強

　　金融全球化趨勢，使得我國銀行業成為國際分工中的一個環節，成為國際市場的參與者。我國銀行業境外上市、并購、銀團貸款、外匯買賣、衍生交易等活動越來越頻繁，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規則和標準的約束。同時，我國的銀行業運行規則和標準，也越來越多地與國際接軌。這就要求我國銀行業在發展戰略、管理理念、經營策略、風險管控等各個方面不斷變革，更好地適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運行規律和國際化要求。

　　國內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變

　　從國內來看，發展環境的最大變化來源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由此推動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當前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財政支出投向的調整，節能減排要求的強化，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等，都將對銀行資產構成、信貸投向及風險管理帶來長期影響。在經濟快速變革時期，需要銀行業金融機構提高戰略和政策的預見性，適應這一轉變并加快金融創新步伐，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支持功能，變挑戰為機遇。

　　金融市場結構和融資方式的變化

　　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速度超出了許多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預期，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以及市場制度的變革，給銀行業帶來了最為直接的影響和沖擊。“十一五”期間，我國直接融資發展會持續加快，尤其是債券市場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比重的持續擴大，有利于改善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對我國銀行業以利差收入為主要盈利來源的傳統發展模式產生重要影響。大型優質企業和發展前景良好的成長型企業，用較低市場成本進行直接融資，客觀上會減少對銀行業的信貸需求，銀行的客戶結構會發生變化，風險組合的內部構成也會變化，將對銀行業的經營管理產生深刻影響。

　　銀行業整體穩定性大為提高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是國有大型銀行的成功改革，銀行業整體穩定性已有很大變化。其一，國有大型銀行注資重組后，銀行業整體不良貸款率大幅降低。同時，銀行業的整體信息科技水平大幅提高，業務數據系統實現集中統一。其二，越來越多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引入了境外戰略投資者，有些還成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結構得到改善，市場約束大為增強。其三，外資銀行法人化后開始全面經營人民幣業務，從母行引入成熟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機制，必將加大我國銀行業整體金融創新的深度，推進市場競爭的層次和穩定性提高。最后，在綜合化經營趨勢下，出現了大型銀行和部分股份制銀行的控股集團化趨勢。

　　以有效監管能力建設為核心，進一步夯實監管基礎

　　有效監管能力建設是提升監管有效性的基礎工作，至少包括三方面內涵：一是逐步健全監管規則體系，建立監管規則評估完善的機制，強化監管規則執行力。二是逐步建立強有力的監管運行機制，進一步提高監管效率。三是注重監管人才建設，逐步形成高素質的監管人員的合理結構。

　　加強監管規則建設是當前有效銀行監管的重中之重

　　完善的監管規則體系對于提升監管有效性具有“事半功倍” 的作用。當前提高監管有效性的首要工作，是從監管規則建設這一源頭入手，制定具有強執行力的監管規則，為監管人員行使監管權力、履行監管職能提供科學的執行依據，也為監管對象遵循監管要求、了解監管期待提供穩定的判定標準。

　　從監管規則的有效性和執行力層面進行探索

　　一是監管規則應立足于高起點，積極吸收國際規則和標準，認真借鑒國外銀行監管的實踐經驗和良好做法，充分結合我國銀行業發展的實際，不僅要具有普遍適用性，具有在一定時段內的相對穩定性，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發揮引領和導向作用。

　　二是逐步建立起監管規則制定的人才隊伍體系。從國外監管實踐看，負責擬訂監管規則的人員往往是擁有資深監管經驗和專業素質的監管人員。這將有利于監管規則更具有效性，更容易為被監管機構所接受。

　　三是注重組織方式上的創新。在監管規則制定、評估、修訂過程中，應注重上下和內外有機結合，既要使用銀監會系統內派出機構監管人員的力量，又要發揮系統外被監管機構乃至中介機構的作用，加強監管規則的調研，充分掌握和反映監管需求、銀行業最佳實踐以及規則的執行效果，提高監管規則的可執行力。

　　在強化規制導向監管的同時，積極探索原則導向監管

　　原則導向監管由于權衡了監管成本、監管效率與保持金融業競爭力的關系，已經為國外部分監管當局所采用，并成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一個熱門話題。與規制導向監管相比，原則導向監管具有以下優勢：一是更為強調激勵相容的監管理念，更加關注監管的目的與效果，重視引導銀行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重視發揮銀行合規部門的作用，允許被監管機構根據自身實際去判斷如何達到監管意圖，如何將監管要求與銀行自身經營管理有機結合起來，使得監管要求與良好商業實踐的結合更加緊密。二是進一步突出銀行尤其是銀行高管層的責任，撇開了細枝末節的具體監管規定，提出原則性的目標要求，在如何實現監管要求方面給予銀行更大彈性和創新空間。三是將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關系，由過去傳統監管模式下的“貓鼠游戲”關系逐步轉變為雙向互動的溝通關系，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溝通將更廣泛、更頻繁。

　　我國銀行業監管中可以引入原則導向監管，優化監管資源配置，實現規制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平衡協調。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和改進規制導向監管，完善在市場準入、資本充足率、貸款分類、不良貸款計量和集中度風險等方面的監管規定，持續堅持和強化“審慎監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對于公司治理、金融創新、透明度建設、金融消費者教育、企業社會責任等，可以提出科學合理的原則要求，注重發揮銀行內部管理與外部市場約束的作用，實現外部監管、銀行自律與市場約束的有機結合，共同推動監管目標的實現。

　　優化監管組織架構和監管流程，完善監管運行機制

　　無論是規制導向監管還是原則導向監管，均需要根據監管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和優化監管組織架構，并最終通過監管運行機制來實施。金融改革開放的深入，監管的國際接軌，以及監管專業化要求，都需要我們不斷改進監管工作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主監管員和主查人制度，就是銀行業監管治理在這方面的一項創新型的基礎制度。

　　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優化監管的組織架構

　　監管者要根據風險矩陣——被監管機構風險的大小及其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程度——來配置監管資源，并在此基礎上強化法人監管和功能監管。要圍繞監管目標，確立監管工作的優先次序，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的原則，針對被監管機構的規模和風險管理狀況實施差異化監管，對大型銀行以及大的股份制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投入更多監管資源，選配具有專業監管技能和經驗的監管人員擔任主監管員。

　　同樣，監管架構也應該是矩陣式的。從縱向條線來看，主要是按照機構進行管理，如大型法人機構的非現場監管由主監管員牽頭，各地監管員配合，對某家機構的全國性現場檢查由項目主查人牽頭，各地檢查人員配合；從橫向截面來看，主要是相同監管職能和內容的管理協調，如衍生交易、電子銀行等專業領域由專門團隊進行研究并提供監管支持，公司治理、市場準入等要在各類銀行之間做到標準和程序的統一。此外，對于銀監會從 2007年開始實施的法人銀行屬地監管制度，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進一步理順和細化銀監會監管部門、并表監管局和報告局的聯動監管職責，明確報告路線，形成高效的聯動機制。

　　強化監管流程的循環，實現持續監管

　　目前，市場準入、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這三個監管環節的相互銜接與持續監管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尚未形成良性循環。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要真正轉向“以非現場監管為主導”。有效的非現場監管要分析監管對象報送的各類報表，要定期與監管對象進行監管會談，還要評價監管對象一系列的自我評估報告，如合規管理評估報告、風險管理評估報告以及內部審計報告等。主監管員需要在監管員的支持配合下，在分析財務信息和業務數據，評價自我評估報告的基礎上，找出需要關注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確定現場檢查的重點，實施對現場檢查的“精確制導”，還可據此來驗證監管對象自我評估報告的真實性和完備性。現場檢查結束后，主查人要及時與主監管員溝通，提交現場檢查結論，提出需要關注跟進的問題，由主監管員列入下一次現場檢查。同時，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的結果要反映到市場準入政策的差異化上來，體現風險監管與分類監管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