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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革軍

　　供給側改革是決策層、理論界、實業界對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新共識。這種共識，并非基于純粹的經濟學意義的理論政策主張，而是基于中國現實經濟情況所作出的基本政策，是引導中國經濟邁向現代經濟的重要行動指引，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這樣的共識至少蘊含著以下幾層內容：

　　——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作為對應于需求側改革的表達，供給側改革并非排斥需求端改革，而是在供需兩端同時發力下更加注重供給側的改革。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出口帶動，但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增長，表明供需兩側也在同時發揮作用。在經濟增速下滑和經濟轉型的新階段，需要更加注重供給側改革，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存量改革、技術、勞動者素質和制度進步，形成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動態平衡。

　　——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實現方式，通過推進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調整存量，改進增量，在更大范圍內配置生產要素，重塑資源配置，逐步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

　　——著力提高供給的效率。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供需結構性矛盾，相當程度上與產品性能和質量有關系，迫切需要創造一批有競爭力、深受消費者青睞的品牌。品牌是重要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我們應從美國、德國、日本、瑞士、韓國品牌建設中汲取經驗，創造更多的高附加值產品，不斷提高我國產品的供給質量和效率。

　　——著力培育增長新動力。推動供給側改革不是生產導向性的發展，也不是簡單的去產能、去庫存，而是要培育新的經濟運行和動力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使增長更多依靠資本和技術進步。這需要力度更大的制度改革與之配套。

　　可以預期，供給側改革將對宏觀政策、社會經濟運行的諸方面帶來挑戰和影響。適應供給側改革的需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使金融制度更有韌性和彈性，也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的歷史，本質上是金融深化、金融結構調整的歷史。進入轉型期，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我國金融運行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去產能、去庫存以及各種存量調整，不可避免地反映到金融領域。在化解現存的結構性問題的同時，改善金融供給，重塑金融市場和金融資源，以適應、促進和引領供給側改革，又歷史性地擺在金融人面前。

　　深化供給側金融改革，涉及金融公共產品與一般金融消費品的關系，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關系，傳統產業融資與新興產業融資的關系，以及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關系。這些關系的重塑是艱難的，甚至需要脫胎換骨。為此，需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金融技術環境和法制環境；需要放松金融管制和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深化和經濟資本化進程，增強金融市場的彈性和韌性；需要促進內生性金融改革、加強監管協調，以優化金融資源和金融風險的配置；需要構建多元化投融資體系，切實緩解企業融資難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需要促進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在內的金融國際化，使資源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

　　相對需求側改革，供給側改革難度和技術含量更大。但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堅信立足中國實際，深化改革，攻難克艱，一定能走出結構改革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