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公報中的綠色金融倡議（下）
馬 駿 程 琳 邵 歡
支持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
二十國集團提出的這條措施旨在支持相關國家發展本幣綠色債券市場。比如，對有興趣發展本幣綠色債券市場的國家，國際組織、開發銀行和專業市場機構可在數據收集、知識共享與能力建設等方面給予支持。這些支持可包括與私人部門共同制定綠色債券指引和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培育綠色債券認證的能力等。開發銀行也可考慮通過擔任基礎投資者和進行示范發行來支持本幣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
綠色債券是為中長期綠色項目提供融資的一種債務融資工具。通過綠色債券籌集的資金只能用于綠色項目，發行人需要對投資者持續披露資金使用的信息，以維護市場聲譽。
最早的幾只綠色債券是于2007～2008年由歐洲投資銀行和世界銀行發行的。2007～2012年，國際綠債市場的主要發行人包括世界銀行、IFC、歐洲投資銀行（EIB）、一些國家政府、市政府和國家發展銀行。近年來，在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推動下，更多類型的發行人和投資者加入了綠色債券市場。貼標的“綠色債券”年發行量從2012年的30億美元猛增到2015年的420億美元，覆蓋了G20中14個市場。2016年前8個月，貼標綠色債券的發行額進一步上升至460億美元，同比增長80%以上。在中東、北非（MENA）和印度尼西亞，還出現了投資于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綠色資產的綠色Sukuk債券（伊斯蘭綠色債券）。不過，雖然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速度很快，其總量仍十分有限。目前，綠色債券的發行量還不到全球債券發行量的1%。
各國的經驗表明，綠色債券市場可以為綠色項目和投資者提供幾個重要的好處：為綠色項目提供除銀行貸款和股權融資之外的一種新的融資渠道；為綠色項目提供更多長期融資，尤其是在綠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較大而長期信貸供給有限的國家；通過“聲譽效益”激勵發行人將債券收益投向綠色項目；通過發行人承諾“綠色”披露，激勵其強化環境風險管理流程；為長期和負責任的投資者提供新的類別的綠色資產。
對綠色債券進行界定和要求發行人披露資金用途，是避免“洗綠”（green wash）、保持綠色債券市場信譽的基礎。全球范圍內，已被廣泛接受的標準是“綠色債券原則”（GBP）和“氣候債券倡議”（CBI）組織制定的標準，其中GBP是在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協調下由主要市場參與者制定的一套自愿準則。2015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綠色金融債券發行準則，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發布了本國的綠色債券定義（《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2016年1月，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通過了綠色債券發行和上市的披露要求。這些努力標志著全球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推出了本幣綠色債券市場。2016年3月，墨西哥證券交易所推出“綠色債券”板塊，以支持綠色債券在本地的發行和上市。印度尼西亞、巴西、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研究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的計劃。
雖然多數OECD國家的發行人都在國際市場上按照GBP原則發行綠色債券，但是也有不少新興市場國家有興趣發展本國的本幣綠色債券市場。發展本幣市場的原因有多種。比如，一些國家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發，市場的需求方主要是本地投資者。也有一些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環境政策重點與OECD國家有較大不同，其對綠色項目的界定標準就會有所不同。還有一些國家考慮采用激勵機制來支持本國的綠色債券發行，因此在界定標準上就需要比GBP更加明晰和強調可操作性。但是，這些國家在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的過程中還面臨著對國際綠色債券標準缺乏了解、缺乏對本幣綠色債券的定義和披露標準、缺乏第三方認證能力等問題。包括國際組織、開發性機構和專業市場協會在內的機構可以通過提供技術援助和進行示范發行等方式來推動幫助這些國家發展本幣綠色債券市場。
通過國際合作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
本條措施的含義是，通過支持跨境綠色債券投資，可以讓有較多“綠色投資者”的國家向有較多“綠色項目”國家進行投資，從而提升全球的綠色投資水平。具體來說，不同國家的政府可以加強金融機構合作，通過各種雙邊合作共同推動推動綠色債券跨境投資。在雙邊合作中，市場參與方可研究設計共同認可的綠色債券投資協議模板和創新適合國際投資者的綠色債券產品，以降低交易成本。
目前債券市場在全球企業融資總量中約占三分之一，其中僅有不到1%為貼標的“綠色債券”。如果制約綠色債券發展的市場和機制性障礙能夠解決，綠色債券市場將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例如，在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2℃的情境下，OECD的定量分析顯示，到2030年，投資于可再生能源、節能和低排放汽車（“綠色債券”的子集）等低碳項目的綠色債券在四個市場（中國、日本、歐盟和美國）的潛在年度發行規模可達7000億美元。
雖然潛力巨大，但綠色債券發展仍然面臨多種制約因素，一方面，許多國家缺乏國內綠色投資者，這就造成在許多國家的本地市場，對綠色資產的需求不充足。另一方面，全球包括共同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在內的機構投資者在管理的資產超過100萬億美元。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者，正在努力通過管理環境、社會責任和治理等相關問題來制定長期的負責任的投資策略，這些投資者有興趣也有能力投資于綠色債券市場。因此發展綠色債券市場需要開展國際合作，引導需求和供給雙方，進行跨境綠色債券投資。
但國際投資者進入許多國家本幣綠色債券市場面臨許多困難。困難之一是不同市場的綠色債券定義和披露要求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增加了交易成本：在一個市場被認可的綠色債券，在另一個市場可能不會被認可為綠色。此外，其他問題（如資本管制、缺乏外匯對沖工具、交易時間的差異等）也制約了對多種資產類別的跨境投資，包括綠色債券。
基于上述考慮，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出，要鼓勵通過國際合作來推動綠色債券跨境投資。中英之間正在探討有關的雙邊合作模式，希望為更多國家之間開展綠色跨境投資提供經驗。
鼓勵并推動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
環境和氣候因素可能會演變成為金融機構所面臨的市場和信用風險。比如，一個保險公司如果為海灘邊上的別墅提供了財產保險，那么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就可能淹沒這個物業而導致保險公司的損失。再如，一家資產管理公司持有大量的石油和煤炭公司的股票，而由于巴黎協議的實施可能會導致未來石油和煤炭需求的大幅下降和這些公司股票的貶值。又再如，在銀行業，由于未來環境政策和執法力度的變化，對污染性行業貸款未來可能會面臨比現在更高的不良率。一旦理解了并量化分析了這些環境因素與金融機構風險之間的關系，就可能促使金融機構減少對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投資和貸款，增加對綠色產業的資源配置。
總體上，環境風險對于多數金融機構而言仍然是一個較新且復雜的領域，并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相對來說，保險業在分析環境風險方面具有相對較多的經驗，而銀行和信用評級機構等其他機構投資者對于環境風險的理解和分析相對較弱，金融監管機構對環境因素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的分析就更少了。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開始認識到環境風險對金融業的影響，并正在開發新的工具來分析和理解環境風險。在保險行業，已經有不少企業針對自然災害（如颶風、暴風雨和洪水等）對可能產生的金融影響開展了壓力測試。再保險行業也建立了針對氣候變化對自然災害發生頻率影響的分析方法。在歐洲，慕尼黑再保險和瑞士再保險等公司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展了針對氣候和環境的研究。最近，勞埃德保險市場則對全球食品價格沖擊如何長期打壓股市進行了分析。在銀行體系，已有銀行對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消耗和水資源壓力等風險進行分析。中國工商銀行開發了一套“壓力測試”方法，用于評估環保政策變化對污染行業借款人的違約率的影響。在債券市場，許多信用評級機構和第三方機構研究了水資源壓力和氣候變化對企業和主權評級的影響。此外，在研究能源結構變化以及相關政策可能產生的金融影響方面，機構投資者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德盛安聯資產管理公司在劍橋大學投資領導集團的協助下設計了一個模型，用于估算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政策對高排放企業的盈利的影響。
但在分析環境因素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過程中，金融系統還面臨挑戰。2016年5月，在瑞士伯爾尼召開的“環境風險建模與分析”研討會上，許多金融機構表示在開發和運用風險分析工具來評估環境風險方面存在困難。比如公共政策的不確定性，是金融機構所無法掌控的。另外，也沒有一家機構具備分析復雜的環境問題所導致的金融風險所需要的全部專業知識。
要完善環境風險的分析方法，需要金融、環境和政策專家開展合作，以及國際經驗的知識共享。這種經驗交流既可以是同一行業內的，也可以是跨行業的國際交流，比如保險業和銀行業，以及其他機構投資者之間的知識共享和經驗交流。此外，G20和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可以聯合金融機構和研究機構，支持就環境和金融風險開展進一步對話，加強金融部門開展環境風險分析方法與風險管理方法的交流。這種對話有助于鼓勵各種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和再保險、機構投資者）共同參與改善數據的獲得性，開發和完善前瞻性風險分析方法，提高主流金融業對環境風險的認知度。
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
缺乏對綠色金融的明確定義是綠色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如果沒有定義，或每個機構都自己對綠色金融活動使用一個不同的定義，其結果是綠色投資者和綠色項目之間缺乏可交流的“共同語言”，從而導致過高的交易成本。
由于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環保政策重點有所不同，目前在國際上還沒有對綠色金融活動的完全一致的定義。不過，對綠色金融，尤其是具體的綠色資產（如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等）進行適當的界定并改善其清晰度與可比性，會對投資者、企業、政府及公眾有益。較為清晰的定義有助于投資者和金融機構識別綠色投資或資產、改善風險管理、分析經濟與社會影響、開展企業公關，也有助于政策與監管制度的設計。
在概念層面上，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認為，“綠色金融”可被定義為能夠產生環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投融資活動。這些環境效益包括減少空氣、水和土壤污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改善資源使用效率，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及其協同效應。這個概念層面的定義允許不同國家和市場進行不同的技術性解釋。
受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委托，國際金融公司（IFC）開展了一項“綠色金融定義和進展度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國家和市場對綠色金融的界定已經有了一定的共識，即它們都將一些核心行業包含到綠色金融之中，比如可再生能源、可持續建筑、能效管理、垃圾處理等。也有不少機構將環境治理和污染防范（如污水和固廢處理、空氣污染治理、土壤修復）等納入綠色的范疇。對核電、清潔煤炭、水電等項目的爭議較大，不少發達國家不認為這些項目屬于“綠色”，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傾向于將其列為“綠色”范疇。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的分析顯示，一些國家和機構已開始從以下三個層面探索建立度量綠色金融活動的指標體系。
綠色金融的流量與存量：IFC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目前只有少數國家和機構對部分綠色金融的流量（如貸款、發債量）和存量（如綠色信貸存量、綠色債券余額等）給出了定義，但還沒有任何國家建立系統的指標體系。中國、巴西和孟加拉國發布了對綠色信貸的界定標準。ICMA、氣候債券倡議（CBI）和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發布了對綠色債券的界定和分類辦法。有幾家指數公司開發了綠色股票指數，明確了綠色企業的典型分類，如能效、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發電、自然資源保護、污染治理等。
綠色金融的實施情況：這些指標反映金融機構及資本市場的參與者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將環境因素納入決策過程、采用環境風險管理工具、披露相關信息等。這些指標可用于度量和評價金融機構的“綠色”績效。在這些方面，目前已有若干具體的方法和指標。比如，聯合國貿發會議等多家機構發起的“可持續證券交易倡議”，通過年度報告，對全球各證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續發展（包括環保）信息的進展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評估。再如，法國最近通過立法要求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披露其是如何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決策之中的，以便資產所有者和公眾評估這些機構的“綠色”表現。
綠色金融的影響和效果：綠色金融的發展，可能會對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結構和穩健性產生影響，也可能對整個經濟的投資結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和宏觀經濟指標（如就業）產生影響。最近，IMF撰寫了一篇開題報告，計劃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的初步分析顯示，可以通過以下步驟來改進綠色金融的定義和分類，并開發可用于度量和報告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指標：一是根據G20各國及其他經驗（如FSB工作組的成果），G20和各國政府可以與私人部門一起推動研究綠色金融指標及相關定義，并改善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部分國際組織可以參與協助這些工作。二是評估綠色金融的影響。G20可以研究探索對綠色金融所產生的經濟和其他影響進行分析的各種方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馬駿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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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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