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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記者 韓松 蔡玉冬 閔文文

　　訪中國人民銀行[微博]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博士

　　共享經濟一定會催生共享金融。共享經濟和共享金融將顯著改變人類亙古以來的囤積（hoarding）傾向，極大提升資源——包括實物資源和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往無法交易的商品、服務和資產變得可交易，消失了的市場和經濟組織形式得以更高形式的再生。

　　▲ 姚余棟 中國人民銀行[微博]金融研究所所長

　　和姚余棟聊天，自然不能不談及次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是否決定加息的問題（“不會”，姚余棟判斷）；談美聯儲是否加息，自然要引申到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究竟是周期性（cyclical），還是如薩默斯（Lawrence “Larry” Summers）所言，我們正處在一種“secular stagnation”（長期停滯）之中的問題。在這樣的語境下，再探討他關于“共享經濟成為極具發展潛力與想象空間的‘抓手’”的論斷才特別恰如其分。

　　要將這個問題討論清楚，的確是個“開腦洞”的過程，其間所涉及的理論探討，從入門級的Econ 101，到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金融工程、計算機算法，以及由他首次提出的“四次遷徙”的人類學視角，讓我們跳出當下“互聯網金融”的各種噱頭，以宏觀大歷史的視野，看當前正進行中的經濟與金融變革，庶幾不會迷失。

　　按照姚余棟的觀點，從10萬年前，現代智人的祖先走出非洲，到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再到未來的世界中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整個發展脈絡和邏輯鏈條中，共享經濟和共享金融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四次遷徙—— 一個人類學視角

　　《當代金融家》：您率先提出從人類學“四次遷徙”的角度看共享經濟與共享金融。請您先談談這四次遷徙。

　　姚余棟：要理解共享經濟學的邏輯，我們需要從人類學和“互聯網+”的視角加以審視。從這兩個視角出發，我們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首次提出了“四次遷徙”理論。

　　第一次遷徙，是大約10萬年前智人（homo sapiens）走出非洲，人類就此走向全球。早期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主要是狩獵—采集（hunter-gatherers），即男性主要從事狩獵活動，女性主要從事采集活動。兩性差異中的諸多方面可以歸因于此種分工，諸如，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加長于記憶、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與韌性等。彼時的社會組織形式主要是50人左右的群體（band）。婚姻作為一種分享模式即在此時出現：狩獵活動具備高預期回報，即充足的優質動物蛋白，但也具備更高的不確定性，即可能一無所獲；相比之下，采集活動具備較低的不確定性，但預期回報也相對較低，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維生素等。此外，其穩定性也受制于季節性波動等制約因素。因此，優化的選擇是二者組成家庭，財產共有，平等分享收益，熨平風險。

　　第二次遷徙，是大約1萬年前，人類進入農耕定居時代，人口得以更快速增長，財富得以積累，出現了上千人規模的聚落，逐步形成作為政治實體的城邦，文字、金屬冶煉、商品交換、貨幣等開始出現，人類由此步入文明時代。

　　第三次遷徙，是1820年后的工業革命，出現了人口達千萬級的大城市。

　　第四次遷徙，是當前向虛擬空間的遷徙。網絡空間、手機場景，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

　　《當代金融家》：您所提到的第四次遷徙，即向虛擬空間的遷徙，與共享經濟的興起之間，其內在的邏輯該如何歸納？

　　姚余棟：首先是征信體系的穿透。在物理空間，個人的行為很難留下痕跡，而在虛擬空間，個體的每一次行動，諸如購物、社交、旅行等，都會留下痕跡。例如，一個消費者在線下購物，不一定會被納入記錄，但在天貓[微博]購物，則一定會留下可追溯的痕跡，這些痕跡可以不斷地被納入征信體系內。虛擬空間的這一特性，理論上，使得征信的滲透性極大強化，甄別失信者和作弊者變得更加容易。

　　征信的強化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例如，以往在使用租車服務時，我們會回避沒有正式牌照的所謂“黑車”，因為我們無從分辨“黑車”的駕駛人是否是“好人”，不愿為相關服務支付合理對價，迫使誠信的服務提供者退出市場，留在市場的往往是非誠信的市場參與者，從而客觀上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非正規租車市場也就成為典型的“檸檬市場”（market for lemons）。這是信息經濟學上的經典理論，可以參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70年的論文《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但在虛擬空間，理論上，此一現象能得以有效解決，例如當前流行的基于移動互聯網的租車平臺，服務提供者的身份、信用等可以得到有效驗證，信息不對稱現象不復存在，消費者可以放心使用，并樂于支付合理對價。

　　《當代金融家》：但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解決，并不一定構成資產所有者樂于分享的充分必要條件，在很多情況下，擁有和囤積資產，而非分享，可能依然是資產所有者的理性選擇。究竟是什么樣的激勵機制可以鼓勵分享？

　　姚余棟： 虛擬空間的一大特征是供給曲線自動右移，價格不斷下降。例如，我們都觀察到，天貓平臺上的商品價格總體呈不斷下行趨勢。以往數年的全球經濟一方面保持增長，另一方面卻處于通縮狀態，這讓很多觀察人士無法理解。但如果考慮到網絡經濟的特性，這一現象不足為奇：線下的傳統商場，受制于物理局限，日均銷量可能只有千量級SKU，而天貓之類的網上平臺，理論上，銷量則可達到無限大。

　　商業活動向虛擬空間遷徙，又導致線下資產價格的下降，這又促使資產的擁有者有意愿以出租方式分享資產。

　　預期供給曲線右移、資產價格下降，是共享經濟學的關鍵。試想，如果資產擁有者預計某種資源（如原油等稀缺、不可再生資源）的供給將告罄、價格將上漲，則其理性選擇自然是“囤積”（hoarding），而非“共享”；反之，如果預期資產供給將增多、價格將下降，則囤積毫無意義，理性選擇應是通過出租方式來分享，從而充分獲取該資源的效用。Uber、Airbnb等基于分享的模式能得以大行其道，其原因即在于此。可以說，分享經濟學最終解決了“囤積”問題，使得曾經消失了的租賃經濟重新綻放活力，資產利用效能極大提升。

　　創客化的世界——自由人聯合體

　　▲ 共享經濟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資產的證券化。在網絡上，特別是隨著物聯網的滲透，原本在線下無法定價、無法交易的資產或服務，均可實現動態定價。全球民宿出租平臺Airbnb 當前估值超過250 億美元，遠遠高于全球最大連鎖酒店集團萬豪國際，體現了資本市場對共享經濟的熱衷。圖為Airbnb 的三位共同創始人，是共享經濟模式造就的首批億萬富翁

　　《當代金融家》：當經濟主體無須購置和囤積資產，而是普遍選擇將其擁有的資源進行更廣泛地共享，將會對社會生產組織產生何種影響？

　　姚余棟：共享經濟學將促進經濟主體的“創客化”，這與此前的工廠化、公司化模式迥然有異。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馬克思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定義為“自由人聯合體”，一個“創客化”的社會將非常接近馬克思的這一愿景：具備技能的個人以合伙制形式組織在一起，通過眾籌獲取必要資金，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如同工業革命前的自由農民和手工業者。

　　未來，共享經濟的核心是租賃。越來越多的人進行網絡化生產，價值鏈的整合無需在企業內部進行。在虛擬網絡時代，創業的入門門檻顯著降低，例如在天貓開設一家網店，成本要遠遠低于獲取和維護線下物業的成本，創業者無須巨額的先期固定資產投入，專用設備、設施等，也可通過租賃實現全社會共享，生產經營的固定成本下降。此外，如前文所述，互聯網時代，征信的穿透力更強了，對個人信用進行多維度檢驗成為現實，則工業時代通過企業組織形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性也在下降。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業的邊際在收窄，企業的本質也將發生重大變化。創客化的企業，專業將壓倒資本，專業化合伙人的地位也將超越股權合伙人。

　　《當代金融家》：租賃經濟的實現有賴于對服務和資產的精確定價，精確定價又取決于該服務或資產是否可分割、可交易。基于虛擬網絡的共享經濟是如何實現這一點的？

　　姚余棟：共享經濟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資產的證券化。在網絡上，特別是，隨著物聯網的滲透，原本在線下無法定價、無法交易的資產或服務，例如私家車提供的專車或搭車服務，或地理位置較為偏遠、缺乏交易歷史和可參照成交價格的物業等，均可實現動態定價。以租車服務為例，借助導航軟件，可以瞬間計算從出發地到目的地之間的里程、交通狀況、所需時間等，準確定價，從而使之成為可交易，具備市場性、流通性、報酬性等證券的基本特征，這就是廣義上的資產證券化。

　　定價的實現有賴于算法。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個說法：在共享經濟時代，每個微笑都值錢。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在使用共享平臺模式的服務時，會樂于為優質或稀缺的資源或服務支付合理的溢價，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有效提升。例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遇到在惡劣天氣無法獲得出租車服務的情況，因為定價缺乏準確性、靈活性和實時性，無法調節供需關系。但使用共享模式的租車平臺，平臺應用的算法則可根據實時供需情況調整價格。

　　這一點看起來很直觀，但讓我們回顧金融業的發展歷史，有了Black-Scholes模型后，我們才能對期權進行定價，諸多金融創新才成為可能。同理，今天看似直觀的共享平臺算法，使得諸多過去無法準確定價、從而無法交易的資源具備了可交易性（tradability），真正實現盤活存量，并激發大量創新商業模式的涌現。

　　征信的穿透、供給曲線右移、租賃經濟重新興起、經濟主體創客化、資產證券化和算法，這六大力量正在塑造網絡時代的共享經濟，促使價格不斷下降，也會對資本回報帶來下行壓力。

　　共享金融——回歸與超越

　　《當代金融家》：共享經濟對金融服務應該提出新的要求，從而催生您著述中所提及的共享金融。能否請您試舉幾個共享金融的例子？

　　姚余棟：眾籌是共享金融的一個典型形式。

　　眾籌是一種新型注資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組織模式，可以有多種形式，如股權眾籌、債權眾籌、獎勵式眾籌、公益眾籌等。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創意項目，如影視作品等，憑借眾籌模式得以快速付諸實施。眾籌解決的問題是共擔風險和共享收益，這也是金融所要解決的問題。

　　在一定程度上，眾籌的理念核心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從商務角度而言，眾籌可以形成一個自發的正向循環。例如，同樣購置手機，購置市場既有品牌產品，消費者通常并無動機向其他人推薦該產品，但如果以眾籌生產方式獲取一部手機，則該消費者可能有強烈動機向他人推薦，因為在眾籌模式下，眾籌的參與者越多，產品的價格會更高，參與者所獲得回報也越高，從而形成獎勵主動分享投資機會和金融資源的機制。

　　再如相互保險（mutual insurance）。這本是一種古老的保險業組織模式，保險公司完全由保單持有人所有，盈利以分紅或減免未來保費的形式分配給保單持有人。這一模式至今在發達經濟體的保險市場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日本壽險行業的領軍企業朝日、明治安田、日本生命、住友生命等，至今仍是相互保險機構。相互保險機構可以理解為一個同質群體，成員各自貢獻資金，交由專業團隊運作，所有成員相互分擔風險，分享收益，壽險、財險均可采用這一模式。在網絡化的今天，這一模式的優勢重新凸顯。傳統保險精算和計算機算法可以結合起來，使得風險定價更為精準，并有望改變以往保險業務中強調經理人作用的格局，降低保險成本，使這一古老模式成為虛擬網絡時代的新寵。我們已經觀察到，國內若干新興互聯網保險企業，其保費價格相當富有競爭力。

　　《當代金融家》：提及共享金融，除了剛剛提及的眾籌和相互保險，我們不禁想到若干既有的合作和互助金融模式，如起源于18世紀英國的建筑會社（building society）。其基本模式是，住房金融服務的需求方，通常為工業革命時代新興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結成同仁團體，將資金匯集在一起，按照入會順序，獲取按揭貸款，營造私家住宅。資金的提供者延遲消費，幫助他人，獲得的對價是利息收入和未來獲得貸款的期權。這同我們今天所探討的眾籌、共享等模式，有明顯的相通之處。那么，今天的共享金融，是否意味著對此類模式的回歸？

　　姚余棟：傳統的共享金融模式內，同仁團體組建和維系受制于物理空間的局限，而基于虛擬網絡的共享金融模式，可以在無限的虛擬空間尋找同仁團體，突破以往的空間局限。比如，你問題中提到的起源于英國的建筑會社，其興起的前提條件是中等收入人群要有一定程度的聚集，而要做到這一點，虛擬網絡遠比傳統的線下模式容易得多，規模也可以大得多：對照我們提到的人類的四次遷徙，處于第三次遷徙的前者局限于至多千萬級人口的城市，而后者則是無限的虛擬空間。這同所謂“粉絲經濟”原理類同：我們在虛擬網絡上的活動都會留下可追溯的痕跡，理論上，如今我們都可以很輕易地在全球范圍內找到或建立各類親近團體（affinity group），如某種相同的興趣愛好，對某種特定品牌產品的偏好等。

　　而且，在傳統的互惠金融模式中，如信用合作社等，其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就會面臨管理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問題，最終往往是改為公司制。而今天的共享金融組織內，鑒于虛擬網絡自動留痕的特性，各利益相關方對經理人的監督更容易實現，也更具穿透力。

　　因此，我們可以說，今天的共享金融絕非對歷史是既有模式的簡單回歸，而是一種超越。

　　監管：看得見的手

　　▲ 眾籌是一種新型注資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組織模式，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創意項目，如影視作品等，憑借眾籌模式得以快速付諸實施。圖為2012 年4 月5 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玫瑰園正式簽署JOBS 法案。該法案為中小企業通過股權眾籌模式募集資本開了綠燈

　　《當代金融家》：包括銀行在內的傳統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久期、信用和流動性轉化（maturity, credit, and liquidity transformation），金融機構的內生脆弱性即源于此，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存款保險、微觀審慎和宏觀審慎監管，也均來源于此。基于虛擬網絡的共享金融，虛擬網絡中征信的穿透力、不斷動態驗證和參與者的重復博弈，可以有效解決信用問題。但久期和流動性問題，同傳統金融將有何不同？這對未來的金融監管又將產生何種影響？

　　姚余棟：在一定意義上，算法就是共享金融。如同我們早些時候探討的，計算機算法的進步，使得過去無法共享的資產實現證券化和可交易。理論上，在共享金融語境下，資金供需雙方的久期要求可以自動匹配。這一點，在當前的P2P網站平臺上即已初步顯現：平臺上發布的貸款標的，金額、久期、風險和預期回報具備相當的多元性，滿足不同實力、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的需求。

　　人類創造金融機構是為了完成金融交易，但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永遠解決不了。希望“共享金融”制度創新與網絡拓展自動撮合投資者與融資者，平臺沒有資金池（無期限錯配問題），消除金融危機之主要來源：流動性風險。

　　如何有效監管共享金融，是當前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可以肯定的是，共享金融同樣需要監管，比如當下熱議的支付結算企業和P2P網貸平臺的資金托管問題，以及眾籌資金的流向和使用問題的，這是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和維護金融穩定所必需。當然，理論上而言，市場參與者在虛擬空間的重復博弈在長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但設想，對于天貓網店的經營者而言，消費者的差評，和被平臺關閉其店鋪，哪一個威懾力更大？同理，就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和維護金融穩定而言，監管部門“看得見的手”，應該還是最有效、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

　　《當代金融家》：新業態的興起，往往會對既有業態造成沖擊，造成部分社會成員凈福利損失，從而帶來一定社會矛盾。共享經濟和共享金融是否也存在此類現象？如果是，該如何權衡利弊？

　　姚余棟：共享經濟一定會催生共享金融。共享經濟和共享金融將顯著改變人類亙古以來的囤積（hoarding）傾向，極大提升資源——包括實物資源和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往無法交易的商品、服務和資產變得可交易，消失了的市場和經濟組織形式得以更高形式的再生。

　　十年之后，“互聯網金融”概念可能消失，“共享金融”可能幸存。共享金融或使人類離美好社會更近一點兒。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產業和傳統企業組織形式將受到沖擊，可能給一些社會成員的生計帶來負面影響。一個近期的例證就是專車服務對出租車行業的沖擊，以及由此引發的沖突。針對這一現象，我們需要構建和強化必要的社會安全網，保證受到沖擊的人群的生計和尊嚴得以維護。但無論如何，共享經濟和共享金融一定會帶來全社會凈福利的增加。

　　不妨大膽設想，未來，人類將完全從事創意性活動，非創意性活動，完全可以通過3D打印和機器人等人工智能技術解決。這樣，我們有理由相信，如同馬克思所說：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