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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要素生產率與轉型再平衡——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中國金融》主編 魏革軍

　　魏革軍：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專訪。首先請您談談在經濟結構正發生深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如何才能做到有質量的經濟增長？

　　劉世錦：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經濟增長延續回落態勢，7%的增長已經是近些年來的新低，但增長態勢總體平穩，就業狀況較好，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大體同步，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正在經歷著具有長期意義的重要轉折，正在轉變為一個更多依靠消費、依靠服務業、依靠內需、依靠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經濟。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所面臨的問題、矛盾、挑戰必然多于其他時期。從國際經驗看，許多經濟體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了大的問題，甚至陷入危機。中國經濟在過去一年能夠穩住陣腳、守住底線，且結構轉型取得實質性進展，不論從中國自身，還是從國際比較來說，均屬不易。

　　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或者說經濟轉型，在前幾年只是走過了上半程，遇到的主要是認識問題，是如何調整由來已久的高增長思維定式問題。2014年10月份以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經濟開始進入轉型的下半程，短期內過快下滑的風險加大，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可能超過以往。今明兩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觸底”期。一個值得關注和爭取的目標是“轉型再平衡”，具體地說，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時，實現平穩觸底，并轉入穩定且可持續的新增長平臺。

　　2015年我們將有望實現7%左右的增長，CPI增長1.8%，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財政赤字率達到2.4%，M2增長為12%，新增城市就業崗位將會有1200萬人。我認為，穩增長的關鍵還是穩投資，因為目前我們處在這個階段，房地產投資增長預計會降到8%左右，制造業投資預計增長12%左右，如果政策支持力度尚可，2015年基礎設施投資有望實現20%左右的增長。除此之外，像服務業、現代農業投資會保持比較快的增長，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投資增長空間很大，這塊預計會保持20%左右的增長。所以綜合測算下來，2015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估計會增長14%左右。這在目前的結構下還是最重要的支撐。

　　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進入新常態穩定期，在新的增長平臺上將可能爭取到十年或更長一個時期的穩定發展。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帶來了以量的擴張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機遇期，進入新常態后，將會迎來以質的提升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機遇期，它的內涵將更豐富，空間也更大。盡管中國的增長速度放緩，但每年的GDP新增量可達到7000億美元，相當于國際上排名20位國家的經濟總量，仍為世界最大。中國目前每年新增大學畢業生超過700萬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億，人力資本總量也為世界最大；中國的產業層次豐富且處在轉型升級之中，配套條件也位于世界最好水平之列。更值得關注的是，互聯網改造實體經濟的創新活動，在中國也是最為活躍的。

　　魏革軍：那么，我們怎樣才能順利轉型成功，進入以質的提升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機遇期呢？也就是說，實現“轉型再平衡”應當采取哪些改革措施？

　　劉世錦：我們認為，實現“轉型再平衡”需要三個條件：一是高投資觸底。以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依托于高投資，而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可占到總投資的85%左右，這要有保有壓。二是嚴重過剩行業的退出和重組大體完成。標志是低效企業關閉或被重組，產業集中度提高，嚴重過剩行業價格，主要是PPI指標開始回升，相關企業逐步達到正常的盈利水平。三是新的增長動力可以填補投資減速和過剩行業調整留下的空間，主要包括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擴展，更重要的是創新。近年來網上購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人們的預想。但這僅僅是序幕，重頭戲很可能出現在互聯網對生產過程的改造。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的融合和改造、對嚴重過剩行業的洗牌以及成為最大的市場規模，這三重因素疊加，將會大大提高中國“互聯網+”創新的成功機會。

　　促進“轉型再平衡”的實現，宏觀政策應當是“緩沖性”的，既要通過政策工具擴大需求，防止短期內“快落”，提供一個緩沖帶；又要避免放得過松，延緩必不可少的調整。比如，中國近期出現的價格低迷，與成熟經濟體的通縮相比，成因大不相同。這種通縮主要不是因為流動性不足，而是由過去三十多年特別是過去十多年重化工業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嚴重產能過剩引起的。不經歷實質性的退出和調整，這些行業的價格不可能回升。相反，流動性過多，還會延緩低效企業的退出過程。

　　更重要的是，應當以全面持續提升要素生產率為主線，把一批改革擺上優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中國的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增長還有一定空間，但有較好現金流的項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礎上，應重建和完善以中長期融資為重點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顯減少的情況下，不動產稅征收的制度安排也應加快。

　　第二，打破剛性兌付，以局部風險釋放守住全局性、系統性底線。這是加快結構轉型，特別是嚴重過剩行業退出和重組，進而較快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成熟必過的一關。

　　第三，基礎產業領域切實“放大”，也就是放開準入，引進行業外大的投資者。能源、鐵路、電信等基礎產業領域仍有一定投資潛力，但必須轉換機制、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市場經濟的要義是通過資源流動實現優化配置，這一原則對土地資源也不例外。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工業和城市擴展而占用土地的壓力減緩，而城市資源下鄉的動力明顯增強。應當適應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特點，以提高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為重點，促進城鄉要素資源的雙向流動，給地方和基層在體制機制創新上大一點的空間，真正把最廣大農民的利益界定好、保護好、發展好。

　　第五，由“強政府”轉變為“巧政府”。在改變“亂作為”的同時，也要糾正“不作為”，還要在新常態下“會作為”。隨著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的轉換，政府機構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了，需要相應轉換，否則適得其反。可以考慮不再搞設定具體目標和技術路線的產業政策，代之以發布“戰略性前瞻性預期信息”。政府監管主要限于環境、節能、安全、標準等外部性問題，并且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提高監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使綠色發展可操作。綠色發展是對發展方式從目標到體制機制的偉大變革，其重要性已漸成共識。當務之急是使理念轉為政策，使政策能夠落地。例如，測算生態資本，使之成為社會總資本的組成部分；使綠色發展收益可度量、可貨幣化、可市場化，并成為政府發展目標考核體系的重要內容；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使綠色發展獲得與其他經濟社會活動相同或相似的激勵效應；大力發展多樣化的綠色金融工具，如綠色產業基金、綠色債券、綠色銀行等，為綠色發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

　　魏革軍：如果我們順利進入未來十年或更長一個時期的穩定發展期，中國經濟將發生哪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變化？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在哪里？

　　劉世錦：我們做過一個連續的研究項目，大體上的研究框架是以十年作為一個時間跨度來分析預測中國未來10年增長的總態勢。每過一年我們往后滾動平移一年，根據過去一年的變化，對十年的增長框架做一個調整，并對當年做短期的分析，2015年，我們確定了一個主題叫做“攀登效率高地——全面持續地提高要素生產率”，我們認為這是中國下一步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我們展望的時間段是未來十年，也就是2015年到2024年。在過去的一年，新常態已成為共識，對于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我們這項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一是會不會出現短期內過快地下滑，中高速增長的底或者均衡點在什么地方？二是這一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哪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對未來增長的前景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三是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會保持在多高的水平上，未來增長潛力的著力點在哪里？我們的主要結論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觸底期，所以我們主張采取緩沖性的宏觀政策和效率導向的政策措施，力爭實現轉型再平衡。

　　展望未來十年，全面持續地提高要素生產率將會成為一條主線，也就是說，以這條主線作為一個中心，對相關領域中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途徑和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我們認為，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是會有所下降的，但通過努力全年仍有條件爭取7%左右的增長。

　　未來十年經濟增速總體上是一個下降的趨勢，商品住宅投資的實際增速最近幾年基本上是5%或偏高的水平，大概到了2020年左右會出現負增長，基礎設施增速會放緩。鐵路里程數、公路營運的里程數會有所增長，手機基礎設施投資的占比大體上會在15%以下，汽車的銷售比較穩定，將來會到3000萬輛左右，總體上還算是比較平緩，但也還會逐步地趨減。

　　未來十年的外需增長還有一定的空間。其他國家是穩中向下的態勢，但中國在過去這些年一直是向上的態勢，這樣一個趨勢還會延續。潛在的人力資本，就是15歲到59歲的勞動人口，大概到2023年、2024年會達到一個峰值，在這之前盡管中國的人口增量在下降，但受教育的程度是在提升的，人力資本的總量還處于一個上升的態勢。全要素生產率(TFP)在1978年到2013年30多年的時間里增長達到3.6%，但根據國際經驗結合近期發生的一些重大的變化，并且考慮到TFP具有一定的順周期的特性，我們測算2015年到2024年中國TFP的平均增速預計在2%左右。

　　未來十年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上平均會達到6.2%左右，這個數值比2014年的預測值略微調低了一點。GDP的增長率我們預測2015年是7%，以后應該低于7%，到2020年以后會低于6%。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將繼續升級，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的比重將會上升到60%左右。第二產業的比重會逐步降低，但還是比較高的，為35%左右，第一產業農業會降到5%左右。供給結構將會進一步升級，資本的投入會逐步降低，勞動力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比重會比較低，但要素生產率貢獻的份額將會從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一條主線或者是重點，來區分后發經濟體的三種增長類型。第一種類型叫做初次擴張型，第二種類型叫追趕標桿型，第三種是前沿擴展型。我們過去30多年的增長主要是初次擴張型，進入新常態以后的增長動力在比較近的一段時間，主要是第三種類型加上第二種類型，實際上是前沿擴展型加上追趕標桿型的增長。

　　那么，怎么能夠使中國追趕標桿型的增長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揮？第一，要放寬準入，糾正體制原因造成的行業間的要素生產率的差異。第二，在一些行業減速的過程中，提高行業的整體效率水平。第三，在原有技術水平架構之下，通過改進技術工藝包括機器換人等縮小與最佳實踐的差距。在追趕標桿型的增長中，我們感覺到有兩個重要的概念需要提出來：一個是平均水平，各個產業的水平和國際上平均水平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另一個是最佳實踐，就是離標桿企業的距離有多遠？我們設想中國至少半數以上的行業或者是企業能夠在平均水平以上，10%甚至20%的企業能夠接近最佳實踐，也就是標桿企業的水平，甚至有的會成為新的標桿企業，那么中國整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就會有一個實質性的進展。

　　魏革軍：請您談談在轉型再平衡過程中，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劉世錦：剛才所說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可能探底成功，我認為真正具有挑戰性的是效益問題，是企業盈利水平下降的問題。盈利下降以后財政就會出問題，財政壓力比較大。從2014年8月份開始到今年第一季度，企業的利潤率一直在下降，特別是今年1～2月份，利潤率下降的態勢相當明顯，尤其是石油、煤炭、石化、鋼鐵、鐵礦石等這些重化工行業。這五大行業占到利潤下降的大部分，如果剔除這五個行業，整個工業的盈利水平與去年大體持平。問題在于供給端下來了，需求端下不來，因為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生產能力，很難收縮。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要做減法，尤其是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要減產量、去產能，比如煤炭行業、鋼鐵行業要減產10%、20%。

　　說到底，經濟發展最后還要靠實體經濟。最近，部分從事實體經濟的企業因為資金鏈緊張而倒閉的現象時有發生，引起政府高度關注。中國現在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比較快地、比較順利地、平穩地達到新的平衡點，也就是實現轉型再平衡。我們現在政府很關心實體經濟怎么獲得有效的資金支持，特別是資金價格怎么能夠降下來。最近資金成本很高，再就是工業價格指數PPI是負值，企業實際上的資金成本達到百分之十幾，壓力很大。這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要改變PPI值增長的狀況，解決的主要途徑仍在于結構調整、減產能。

　　資金價格能不能降下來，還取決于“無風險利率”的作用。在經濟活動中，總是有那么一些板塊把利率水平抬得很高，比如前些年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現實中，資金價格是由出價最高的人決定，當這些無風險利率很高的時候，整個社會的資金價格就難以下來。但實體經濟哪里有百分之十幾的回報？當然，這種情況正在好轉。房地產的高速增長期過去了，地方融資平臺最近也有了一些變化，中央政府對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進行了置換，應該說這有利于降低風險率。但是最近又有一個新的“無風險利率”比較突出，那就是股市。社會上很多人拿著百分之二三十的高成本資金投到股市里。央行[微博]降準一個點，釋放了上萬億元的流動性，實體經濟資金價格真能降低嗎？我認為關鍵在于中國怎么能把泡沫性的、投機性的來源限定住，創造一個真正推動實體經濟特別是推動創新發展的有利機制，這是轉型再平衡的關鍵。

　　魏革軍：基于您以上的分析，全面持續地提高要素生產率將會成為一條主線，中國經濟將逐步進入一個以發展質量為導向的新常態，您認為什么是與此相適應的金融創新？

　　劉世錦：剛才已經談到，今年我們將面臨中高速增長的觸底期，金融風險的集中釋放期，增長動力和發展方式轉換的關鍵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金融創新就顯得非常重要。歐美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創新引發的。是不是由此就要否定金融創新呢？我認為不應該，金融創新是必要的，特別是對中國來講更為必要。問題是金融創新要解決什么問題，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一定要解決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問題。我們說，金融實際上是一個工具，是為實體經濟發展而服務的。歐美金融危機犯的錯誤其實并不是什么高級錯誤，是一個低級錯誤，就是脫離了金融最原本的功能，沒有為實體經濟提供有效服務。中國要推動金融創新，關鍵是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要和西方國家的金融創新有所區別。

　　實際上，這幾年，中國金融創新相當活躍，如互聯網金融等，但同時又存在企業融資難，特別是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應特別關注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金融如何給它們提供一個從萌芽到成熟、到被收購兼并甚至上市全程的服務，我們在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創新與風控是相伴而行的。我認為，今后幾年首先要做的就是更加注重防控金融風險，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從國際上來看，那些老牌的西方發達國家，比如美國，上世紀30年代曾經出現了一次大蕭條、大危機。在此之前美國經濟經歷了十年的黃金增長期。還有亞洲那些成功追趕型的經濟體，它們在經歷了高速增長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中國經濟能夠不出現全局性危機，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在創造一個奇跡。所以今后幾年，我們應采取以守為攻的策略，或者叫轉型期戰略，先守住不出現大的問題的底線。沒有危機出現，這就是成功。

　　魏革軍：以發展質量為導向的新常態下的經濟，會給金融帶來哪些變化，提出哪些要求？

　　劉世錦：首先是對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的核心還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我們一方面要加快市場化的改革，同時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與國際接軌的監管。這兩者之間其實并不矛盾。監管得越好，才能夠放得越開。另一方面，過去商業銀行事實上承擔了很多政策性的業務，政策性的金融機構有時候也搞商業化。以后需要分清楚，商業化機構就是商業化機構。政策性金融體系在中國有很大需求，如何推動政策性金融機構有一個好的架構、好的規則、好的機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中國長期高速增長結束以后，各個行業會進入兼并重組，進入行業洗牌的高峰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金融手段跟不上，我們需要對行業的重組、洗牌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最近一年多時間，在放寬準入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念，也發布了很多政策，特別是減少審批，重點是上市制度的改革，小微企業進入時比較方便了，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成績，對解決就業問題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還不夠，特別是基礎領域中的嚴重壟斷怎么解決，也是需要花大氣力解決的問題。在這些基礎產業領域中，能不能放進去一些大的投資者，產生一些“鯰魚效應”，比如鐵路行業，能不能劃出一些線路和區域，讓行業外資本包括民營資本去干呢？比如電訊行業，能不能讓社會資本來搞個新的電信運營商呢？雖然還是以國有為主，但讓社會資本進去可以形成一個競爭的環境。

　　魏革軍：未來金融市場會呈現出一些怎樣的特征，您怎樣看互聯網金融？

　　劉世錦：最近互聯網金融討論得比較多，實際上它已經展示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前景，帶給了我們一些前所未有的機遇。正如前面所說，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的改造巨大，當前，我們剛好碰上對嚴重過剩行業洗牌的過程，互聯網大數據對此會有一個實質性的改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實驗推廣的環境。我們注意到，在股市上，互聯網企業排在前十位的就是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

　　利用互聯網可大大降低社會成本。互聯網帶來了市場的無窮活力。2014年單是“11?11”“12?12”，就放出天量的交易數據，這反映了我們的技術能力也在提升。實際上網購等，只是互聯網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開始，是一個序幕，好戲和大戲還在后頭。我認為，互聯網首先可以解決經濟活動中大量存在的所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可以大大地節約能源，降低社會各種成本。

　　互聯網對于整個中國信用資產積累的作用不可低估。互聯網可以記錄每個人的信用歷史。比如說現在有些金融機構是基于網上的客戶信用來放貸，整個放貸、收貸成本比較低。互聯網忠實記錄了人們的信用歷史，并將其轉化為一種信用資產。信譽好的人，可以得到無抵押的小額信貸。互聯網為老實人積累了可獲得金融支持的信用資產，這是很大的突破。

　　互聯網還有利于解決金融與各行各業無縫對接的問題。比如中國這幾年互聯網和消費環節的結合發展得比較快。但這也僅僅是一個起步，某種意義上來講只是第一階段，下一步將是對生產過程、更深程度流通過程的一個深度滲透，最后會產生一種新的經濟運行平臺。現在人們看到的只是消費端，下一步是生產環節，以及更廣義上的，包括研發、流通領域通過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以后，將會大量節省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所以我們將會看到互聯網對于產業鏈的改造，將會有更多的創新出現，這給金融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互聯網不僅有利于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就金融業自身來說，更是與互聯網須臾不離。中國的金融業發展很快，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重視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很多金融機構都在花大氣力研發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互聯網+”將各行各業與金融有機地連接到了一起。這既可以為客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也大大促進了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

　　我相信，金融創新一定會有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很多新的形態和業態出現。我們的政府對這種新的發展趨勢應該保持足夠的敏感，并給予其提供足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