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凌

　　在需求疲弱現象的背后，存在著大量供給方面的因素，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是表面現象，其背后掩蓋著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供給方式落后問題

　　2012年以來，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續下滑，其疲弱態勢不斷拖累經濟下行。傳統理論認為，當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弱時，遏制經濟下行趨勢的主要政策取向就是增加貨幣供給，從總量上刺激需求。然而，此輪中國經濟下行雖然與需求數據疲弱相關，但現實需求疲弱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并不緊密。從2012年以來的情況來看，貨幣供應量增速還是較快的，M2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同期GDP增速與物價水平之和。即使如此，需求并沒有止住下滑跡象，經濟還在繼續下行。

　　深入觀察分析以后發現，在需求疲弱現象的背后，存在著大量供給方面的因素，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是表面現象，其背后掩蓋著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供給方式落后問題。面對“結構性減速”，簡單地增加貨幣供給、刺激總量需求并不能解決經濟中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礎問題。當前，中國需求結構已經升級，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但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和本世紀初的狀態。技術裝備水平進步遲緩，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產品結構遠遠不適應迅速變化的需求升級，出現供給制約需求實現的特殊矛盾。

　　需求疲弱背后是供需結構不匹配

　　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總需求由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需求、凈出口三大部分構成，資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稱為投資需求。2012年以來，這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勢，然而表明潛在需求的支付能力（例如貨幣供應、人均收入等）增速相對平穩，有效總需求下行與貨幣、收入等需求刺激因素相關性不是很高。2012～2014年，投資增速回落4.9個百分點，消費增速回落2.4個百分點，而貨幣供應基本上保持了平穩增長。與此同時，作為現實貨幣支付的替代品，票據總額居高不下，2014年前三個季度企業累計簽發商業匯票16.2萬億元，商業匯票未到期金額為9.7萬億元，金融機構票據融資余額達2.81萬億元。以貨幣表現的支付能力總量繼續擴張，還不足以反映出總需求的“天花板”效應。考慮到中國高達92萬多億元的“準貨幣”（以企業定期存款和個人存款為主），潛在需求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這部分需求消費彈性較大，處于“睡眠待喚醒”狀態�，F實需求疲弱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并不緊密。

　　進一步觀察，居民收入增長與財富積累速度也很快。2001～201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366元增長至9892元，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從6860元增長至28844元。而且本世紀以來居民收入分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2004年城鎮最高收入戶（10%）的人均收入為27506元，是最低收入戶（10%，3084元）的8.9倍；2012年最高收入戶人均收入達69877元，是最低收入戶的7.6倍。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體，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擴大。同期，社會保障水平出現較快增長，2010年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684億元，社會保障水平為2.27%；到2014年底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增長到1110.6元，社會保障水平為2.39%，隨著住房、醫療和養老的不確定性降低，居民儲蓄傾向會逐漸降低，消費傾向增加。2010年以來，股市市值、房產價格和理財余額都出現一定程度攀升，居民財富積累速度較快，尤其是城鎮中高收入群體通過理財積累了較大的財富余額。

　　社會需求仍處于較高水平。隨著收入和財富水平提升，居民提高生活質量水平的愿望比較迫切，消費升級換代的需求較大。企業升級改造的欲望很高，潛在的投資需求較大，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投融資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東中西部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城鄉基礎設施仍嚴重不足、工業4.0戰略和“互聯網+”帶來的技術改造升級需求等因素使投資需求總量也較大。政府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較大，改善民生、環境的需求還遠沒有達到社會期望。從全球來看，新興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投資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也比較旺盛。

　　現實需求數據“疲弱”掩蓋著巨大的潛在需求無法實現的現實，實際上反映的是經濟供需結構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其背后的實質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供給方式落后問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需求結構與檔次發生重大變化，已基本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技術裝備水平進步遲緩，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產品結構與檔次調整升級緩慢，供給方式陳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快速升級，成為制約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消費需求疲弱的供給因素

　　第一，供給結構升級緩慢、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嚴重抑制居民現實消費需求。聯合國[微博]根據恩格爾系數的大小，對世界各國的生活水平有一個劃分標準，即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20%～30%為富足；20%以下為極其富裕。我國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至30%～40%，居民消費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年均收入10萬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長，資產1000萬元以上的富人階層不斷涌現。

　　在收入水平提升、消費需求不斷升級狀況下，盡管我國當前存在著大量的低水平過剩產能，產品供應總量上處于過剩狀態，但由于供給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創新能力欠缺，產銷不對路，高附加值的精特產品、名牌產品少，現實消費所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無法獲得，或者由于品質安全等因素，如在市場經濟秩序還未健全完善狀況下，毒奶粉、劣質食品、虛假藥品等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很多現實消費需求被嚴重抑制。

　　供給能力不足的結果是，本來旺盛的現實消費，要么“儲幣待購”而不消費，要么通過境外購買來滿足，產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來在農業科技進步引領下我國糧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茶、水產品等主要農產品產量連年快速增長，但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與居民消費快速升級不相適應的矛盾卻日益凸顯，優質化、多樣化、專用化、無公害的農產品生產供給嚴重滯后，高品質的營養健康的農產品生產與消費需求有著巨大的差距。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滯緩，第三產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全球主要經濟體，2014年，我國第三產業占比為48.2%，而歐盟為70.5%，日本為71.4%，美國達到80%。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供給結構與十年前相比并沒有顯著改善，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供給結構難以滿足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內在要求。

　　第二，供給方式落后、供需信息不對稱導致潛在消費需求難以轉換為有效需求。消費需求除了現實消費需求（剛需）外，還有潛在消費需求（睡眠需求）形式。潛在消費需求消費彈性較大，處于“睡眠待喚醒”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儲蓄存款增長較快，消費能力、改善生活質量的意愿不斷提升，尤其是新晉的富人階層更是如此，但由于商業模式、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的原因，盡管居民存在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但由于缺乏供給無法轉變為現實消費需求。例如，在農村，商業模式單一，獲取最新商品信息成本太高，難以有效地吸引潛在消費者進行購買消費。

　　第三，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不足也制約了消費增長。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階段，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會顯著上升，有效促進居民逐步從耐用品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從而拉動消費快速增長。近年來通過持續加大投入，我國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有所改善，但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體水平仍然偏低，不僅抑制了公共消費需求，也抑制了城鄉居民相關消費需求。

　　實際上，在我國總供給結構中，長期以來依靠政府提供的各類公共產品一直處于短缺狀態。例如，現階段包括農田水利、電網、交通、網絡建設、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設、環境治理等在內的城鄉基礎設施類公共產品，供給缺口仍較大，嚴重抑制居民消費需求。尤其是，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對消費的限制在農村更為明顯。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導致農村家電、汽車、網絡信息等相關消費需求未能完全釋放。同時，有效規制消費市場、全面安全的社會保障等制度類公共產品與服務有效供給明顯不足，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欺詐、假冒、偽劣、侵權等不法市場行為頻發，不僅導致居民消費心理發生變化，也強化了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嚴重阻礙了居民消費。再如，在市場經濟國家普遍由社會提供的醫療、教育、養老、科研技術等公共產品和服務，在我國仍主要通過政府建設提供，供給短缺、結構不合理的情況也很嚴重，難以滿足社會需求。這嚴重拖累了公共消費支出增長。

　　凈出口疲弱的供給因素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總體上為負，一般認為是國際市場需求減少、人民幣升值所致。但我們深入分析以后發現，國際市場需求總量并不足以導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為負；匯率因素對進出口會產生影響，但不是根本性的。如2012年以來，日元對美元匯率貶值50%，但2014年日本對外貿易逆差比2012年還擴大了近一倍；歐元對美元匯率貶值7%，但對歐元區外貿和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貢獻；而美元指數上升了25%，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反而從2012年到2014年下降了6.5%。如果產品競爭力很強，即使價格高，也有市場；如果產品競爭力弱，價格水平低也不會有多大的市場。美國出口的飲料、蘋果手機、電影產品等皆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因此，真正影響進出口的還是產品本身的因素。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現狀及變動態勢來看，當前我國出口疲弱，根本上還是供給因素造成的。

　　一是低端產品出口被不斷替代。勞動密集型、高耗能的低端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生產供給的替代性很強，只要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就具有市場優勢。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對外出口占到全球的10%以上，但大量對外貿易生產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塑料制品等七大類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出口占到我國出口總額的20%以上，且利潤微薄。

　　近年來，東南亞、非洲等地依靠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以更低的勞動力成本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與中國傳統出口產業形成了激烈的同質競爭，中國低端產品制造成本在國際上已不具有優勢。在國際市場需求總量不變的條件下，隨著國際市場加大從東南亞、非洲等地采購低端制造產品，跨國資本直接到新興國家投資設廠，甚至將在中國的工廠遷至其他新興國家，我國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生產面臨嚴重擠壓，近兩年來紡織服裝等低端產品增速不到10%，明顯低于柬埔寨、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國家20%的同期增速，已經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國對外出口的增長。

　　二是高端產品出口總體上缺乏競爭實力。雖然近年來我國出口產品不斷加大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級力度，但也只有高鐵等少數高端產品走向了國際市場，而且有些產品是不是居于全球制高點，也有很大的爭議。即使是一些實現了出口到新興市場甚至中歐地區的高端裝備制造產品，也有許多核心技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比如，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中，60%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生產出口的，產品制造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中。

　　隨著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戰略，力圖占領高端制造市場并不斷擴大競爭優勢，美國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并設立了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數字制造和設計創新中心等先進制造技術研發創新中心；德國政府推出了“‘工業4.0’戰略”，歐盟國家提出的“再制造化”目標將工業占GDP的比重從當前的15%提升至2020年的20%。我國高端產品生產出口面臨著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回流”的強烈擠壓，極大影響著我國高端產品的生產出口。

　　三是中端產品出口面臨著強烈的貿易保護摩擦，產品優勢地位并不明顯。近年來，我國對外出口結構不斷升級，在重點出口產品中，機械設備、電器及電子產品、儀器儀表、運輸設備、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等技術含量較高的中端產品出口不斷增加，占出口比重上升。當前我國裝備制造業產值規模已突破20萬億元，占全球裝備制造業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多數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智能制造裝備、海洋工程裝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發展較快，企業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中端產品成為我國出口的中堅力量。

　　但是，在中端產品的出口領域，尤其是在機械設備、太陽能光伏、汽車工業等產品出口領域，針對我國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國出口增長。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中端產品出口并沒有絕對的優勢，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狀況下很難快速擴張。同時，我國產品出口的自我保護能力還很弱，尚不能熟練運用國際貿易規則，導致出口企業在國際貿易摩擦和爭端中處于絕對劣勢，嚴重影響到了出口增長。2014年，我國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甚至低于整體出口增速7個百分點以上。

　　資本形成需求疲弱的供給因素

　　從當前情況來看，受制于供給端因素約束，消費需求與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資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別是引致對市場極為敏感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顯著下降。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4.8%，2014年快速下降至18.1%，2015年前兩個月進一步下降至14.7%。由于2012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占比已升至60%以上，民間投資增速大幅度下降極大影響到總投資的增長。

　　進一步分析，投資品的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也是投資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機械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設備、精密機床、高檔發電機等高端產品50％以上都需要進口，國內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60%以上都是外資企業生產的，許多關鍵設備、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外資手中。一些中間產品、重要原材料國內也沒有形成有效供給能力，固定資產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應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難以滿足，資本形成需求面臨著供給方面的硬性制約。而低技術水平基礎上形成的投資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因此，解決當前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既要完善需求管理政策，更要重視供給管理，加快優化供給結構，提升有效供給能力，既滿足現實需求，又喚醒潛在的睡眠需求，從而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 賈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