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張 林

　　——記2015年度“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編者按：始于2011年的“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由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設立，旨在表彰為拓展金融理論研究、推動金融學科建設、培養優秀金融人才作出卓越貢獻的金融前輩。2015年度“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評選結果近日揭曉，俞天一教授、王佩真教授和吳念魯研究員共同獲此殊榮。本刊特發表通訊文章以示祝賀。

　　崇學尚用的金融教育家俞天一

　　俞天一，1927年出生，浙江上虞人，中國著名金融學家、金融教育家。1942年進入上海寶康銀行工作，1950～1952年在東北銀行總行信貸處任職，1953～1958年在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工作，1959年調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教，1987～1997年任中國金融學院副院長兼金融系主任，兼任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和副秘書長等職。1992年起終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俞天一教授在金融教育教學、金融學科建設、金融體制改革和中國貨幣信用理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課堂教學與業務實踐相結合

　　1942～1958年，俞天一教授一直在銀行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從事金融教育工作后，俞天一教授特別重視書本知識與金融實際相結合，及時將金融業的最新變化引入課堂教學。上世紀60年代初期，為破解金融教學唯蘇聯式的本本主義，俞天一教授經常深入銀行了解情況，發掘問題，引導學生探討解決方案。改革開放以后，俞天一教授積極參與金融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討論，其研究成果不僅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并在實踐中得到應用，而且及時傳授給學生，使他們能夠獲知金融體制改革的最新動態和理論發展成果。

　　俞天一教授認為，學生除課堂學習外，還應該通過實習、調查研究等方式親身體驗和參與金融實踐活動，學以致用。上世紀60年代，為了配合工商信貸和結算課程，俞天一教授率領本科生到人民銀行[微博]進行為時3個月的專業實習，他和學生們一起，跟隨信貸員站柜臺、跑工廠，親身體驗基層信貸工作。內容豐富的實踐教學不僅完善了學生的知識結構，提高了專業素養，而且還有助于學生的個性塑造和人生觀形成。上世紀80年代，俞天一教授擔任中財金融系主任后，繼續堅持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緊密結合的教學理念，親自安排和帶領學生深入各地銀行調查研究問題，使學生受益匪淺。

　　現代金融學科建設的奠基者

　　改革開放后，俞天一教授敏銳地意識到基于計劃體制的封閉型金融教育必須進行改革。1983年他任中財金融系副主任時，率先開設了當代西方貨幣金融學說課程。1984年他大膽開設西方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講座，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1994年俞天一教授率團到臺灣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完成了兩岸金融學術交流的破冰之旅。為了解決金融實務領域人才匱乏和從業人員知識結構陳舊的難題，俞天一教授組織和參與了大量的金融系統干部培訓活動，在全國各地舉辦過數百場金融講座，贏得了金融界的高度評價。

　　1987年9月，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的中國金融學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長劉鴻儒教授親自點將，請俞天一教授擔任副院長并兼任金融系主任。為落實陳云同志“辦好中國金融學院，培養新一代銀行家”的指示精神，俞天一教授在金融學科構建和課程設置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金融學院的學科建設堅持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引進與特色三方面的關系，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適應市場化和國際化發展趨勢的金融人才。

　　金融改革的推動者

　　上世紀的最后20多年當中，俞天一教授密切關注改革的進程，積極參與重大問題的討論研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大量政策建議，為推動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早在1979年，俞天一教授就呼吁要關注企業產品的市場接受度，強調貸款效益，并提出了推動銀行經營機制從計劃向市場化轉軌的新辦法——銷售資金率貸款法。該辦法被中國人民銀行采納并逐步在全國銀行系統推廣，成為推動銀行經營機制轉軌的最早措施之一。俞天一教授是國內最早主張專業銀行實行企業化經營的學者之一。1980年他在《財貿戰線》上撰文，明確提出要給銀行以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同時銀行也必須建立一套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和管理辦法。1986年，他在國內率先提出建立政策性和經營性的雙軌制銀行體系，將政策性業務從專業銀行分離出去，將專業銀行改組成獨立經營、以利潤為目標的商業銀行。這些觀點在當時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后來大多在實踐中得到了驗證和采用。

　　俞天一教授從改革之初就倡導改革利率管理體制，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利率水平，充分發揮利率的杠桿作用，解決存貸款利率倒掛問題。1983年，他在一個課題報告中有針對性地提出，要通過實行差別利率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1984年，俞天一教授提出了“企業內部積累獎息制”，主張用利率等經濟杠桿激勵企業進行內部資金積累，減少對外部資金的依賴。這些主張有利于克服企業短期化行為，加強企業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機制。

　　貨幣信用和宏觀調控理論的探索者

　　俞天一教授是國內著名貨幣經濟學家。在上世紀80年代，俞天一教授大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理論束縛，實事求是地探索我國轉軌時期的貨幣信用理論，澄清了轉軌過程中對貨幣理論的一些認識錯誤，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宏觀調控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系統論述市場經濟中貨幣運行的基本原理，俞天一教授曾在《金融研究》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貨幣信用的文章，其中包括“如何發揮銀行在宏觀經濟中的調節作用”（1983）、“論銀行信貸資金的數量規律”（1987）等，這些文章在學界、業界和決策部門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我國貨幣金融理論體系的建設和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俞天一教授對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金融宏觀調控問題的研究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就對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提出了超前的觀點，相繼發表了“發揮銀行經濟調節作用的設想”（1980）、“論金融宏觀控制和微觀自動調節”（1985）、“我國的通貨膨脹與體制、政策、理論”（1989）等20多篇論文。在這些文章中，俞天一教授主張發揮銀行體系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強調利率杠桿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性，深入探討了貨幣政策的目標、手段和條件，剖析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特點和對策。特別是1983年他主持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委托課題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中央銀行控制貨幣必須要重視存款貨幣及其派生問題，強調在銀行信貸是社會唯一融資方式的情況下，控制信貸對控制貨幣量的重要性，具體從八個方面提出了中央銀行如何通過控制貸款來實現對貨幣流通總量和現金流通量控制的方案，被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作為內部報告印發。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大大推動了我國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沿著市場化改革方向前行。

　　金融學科建設的巾幗翹楚王佩真

　　王佩真，中國著名金融教育家、金融學家。1927年出生于內蒙古清水河。195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學歷，畢業后留校任教；1954～1963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學院任教；1963年3月調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金融系副主任；1971～1978年在遼寧財經學院任金融系副主任；1978年回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先后擔任金融系副主任和名譽主任。王佩真教授曾任中國金融學會分會副會長、北京市投資學會理事等職，1993年起終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金融學科建設的重要參與者

　　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經濟發展模式不斷變化，金融學科總是面臨如何適應中國國情和外國經驗的取舍問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計劃經濟時期，王佩真教授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講貨幣銀行學時，不僅講解馬克思主義和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金融理論，而且冒著政治風險大膽結合中國實際探討金融理論的真諦和實務發展的路徑。改革開放初期，面對新形勢對金融人才的需求，王佩真教授提出：金融教育必須與時俱進，既注重基本理論和原理的闡述，更要切合中國改革發展的特點；對待國外的東西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盤取代；開設雙語課程和引進國外教材有利于培養優秀金融人才。

　　王佩真教授認為，金融是特殊產業，有鮮明的宏觀特征。金融業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難以用微觀理論解釋，如果金融專業教育教學改革只重視微觀層面將會出現偏差。在研究方法上，王佩真教授一直倡導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認為過去的金融專業教育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夠。這些理念和方法成為王佩真教授對我國金融學科建設的重要貢獻。

　　自1963年起，王佩真教授長期擔任教學主管工作。她極為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通常是先給學生開設業務課，然后再上理論課，使學生從感性認識升華到理性認識。在業務課教學中，她親自帶領學生深入工廠農村做調查、到基層銀行做實習。她的學生理論功底扎實，業務知識豐富，畢業后很快就能在業務中獨當一面，許多人后來成為學術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的中堅力量。在人才培養模式上，王佩真教授提出，應針對我國不同經濟發展時期的實際需求、采取多元化方式培養金融人才。從上世紀50年代初起，王佩真教授在學校承擔了本科、碩士和博士多層次的教學工作，主編過20余本教材，并積極探索包括電大、函授在內的不同學歷層次的教學內容和形式。

　　金融學科基礎理論的大膽創新者

　　王佩真教授長期從事金融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她不僅注重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而且強調教研相長、良性互促。改革開放初期，王佩真教授是最早呼吁改革社會主義資金管理體制的學者之一。早在1980年，她就提出國企資金應從計劃體制下的“財政資金供給制”向市場化的信貸方式轉變。她主張通過信貸方式運用資金，強調利用利息杠桿搞活國有企業、發揮宏觀經濟管理的作用。

　　1981年，王佩真教授提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是保持幣值穩定，同時澄清了計劃經濟下的通貨膨脹問題，以及財政政策與貨幣流通、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1983年，她又深入分析了轉軌時期貨幣政策二元目標的合理性，提出“促進生產、繁榮經濟和保持貨幣流通的基本穩定，是貨幣流通戰略目標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1989年，在討論“金融宏觀調控模式及方法的選擇”時，她主張我國貨幣政策應采取既控制貨幣總量又控制信貸總量的雙軌制，這一觀點時隔20多年仍然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依據。

　　王佩真教授是對我國貨幣需求進行數量研究的最早學者之一。1985年，她從貨幣數量論的角度運用回歸方法分析了我國計劃經濟下的貨幣需求函數，成為測算我國貨幣需求量“系數法”的代表人物，她提出的“貨幣容納量彈性機制”成為實現物價穩定的操作原理。

　　王佩真教授1989年出版的專著《貨幣經濟學》集中體現了她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對經濟與貨幣信用問題的深入思考。在該書中，她系統地論證了經濟與貨幣的關系，從貨幣運行的角度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規律、機制和調控。該書內容不僅涉及貨幣經濟的性質、規律、貨幣供給與需求，還深入探討了貨幣與資金、貨幣與財政、貨幣與信用、貨幣與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的關系。

　　1997～2001年，王佩真教授集中對香港回歸后“一國兩制”下的貨幣金融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內容涉及香港銀行業監管、兩地經濟金融合作與發展、兩種貨幣制度的共存和發展、兩地的利率和匯率等領域。其研究專著《一國兩制下的貨幣金融比較研究》榮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7年，80歲高齡的王佩真教授出版了專著《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本問題研究》。該書總結了她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和金融發展的思考，從資本運行角度系統研究了經濟發展規律。她通過對資本流動規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貨幣積累和勞動價值創造、企業資本積累、虛擬經濟與虛擬資本、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開放經濟下的資本流動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新時期的經濟與金融運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

　　金融體制改革的積極推動者

　　作為中國貨幣經濟學的著名學者，王佩真教授積極參與轉軌時期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探索。1993年，王佩真教授主編出版了《經濟體制改革與貨幣政策》，該書以大膽創新和求真務實的精神，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各個領域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以及對貨幣穩定的影響進行探討，書中提出的不少建議措施對于加強宏觀控制、抑制通貨膨脹、深化經濟改革發揮了積極的現實意義。

　　在貨幣流通體制改革上，王佩真教授強調合理的發行制度對保持貨幣平穩流通的重要性。在信用體制建設上，她強調銀行和信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并率先提出發展多種信用形式和非銀行信用機構。在金融機構體制改革上，她較早提出了以信用合作社為基礎成立地方銀行的設想。在農村金融體制建設上，她強調多層次多種類金融機構并存的重要性，提出發展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組建農業合作銀行的設想。在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上，她強調不同金融行業監管協作的必要性，提出應注重協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中國經濟和金融改革歷程一再證實，王佩真教授提出的諸多金融改革設想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她的科研成果對完善金融學科的理論體系、推動金融業的穩健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際金融研究的開拓者吳念魯

　　吳念魯，1936年生，重慶市人，1960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文系，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國外局(中國銀行)、金融研究所從事國際金融研究工作。1981年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處長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1986年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并兼任中國銀行體改辦主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際金融研究》主編。1992年任中國銀行盧森堡分行總經理，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任經濟學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現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和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生導師。

　　外匯體制改革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早在1968年，吳念魯先生就曾參與廣交會實施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的調查。改革開放后，他多次參與國務院相關部門和中國銀行組織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方案研究，撰寫了數十篇文章和內部報告，部分成果發表在《紅旗》《中國金融》《金融研究》等刊物上。1985年8月，他主持召開了外匯體制改革研討會，提出“一個彈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大勢所趨”。

　　吳念魯先生與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的陳全庚研究員一起利用多年時間，把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對國際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以及我國匯率政策的演進做了系統整理和分析，編寫出了《人民幣匯率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后來經過反復補充修訂，此書形成了一個全面、科學研究人民幣匯率的理論分析框架，其中包含關于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可兌換與國際化等方面的政策建議，為政府管理部門提供了重要決策參考。

　　針對當時的外匯收支平衡表不能全面反映我國利用外資情況這一局限，在1981年全國首屆利用外資研討會上，吳念魯先生提交了《利用外資與國際收支平衡》一文，此后又向國家計委建議編制新國際收支平衡表。這一建議得到了重視，國家統計局與外匯管理局為此召開專門會議，后來由外管局編制了新的《國際收支平衡表》。1984年吳念魯先生撰寫的《中國對外金融發展戰略》一文，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戰略重點和具體措施，對我國制定匯率政策、外貿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具有很強的參考意義。1988年，吳念魯先生作為課題主持人承擔了“七五”國家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西方主要資本市場與我國對外籌資選擇”，該課題充分論證了我國“八五”時期對外籌資的規模、方式和市場選擇，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

　　吳念魯先生是最早提出加強外匯儲備管理的專家之一。他認為，國家外匯資金流動的結果將主要引起兩個存量——外匯儲備和對外債權債務——的變化。因此，應科學辯證地看待我國外匯儲備的多與少，外匯儲備保持在適度較高水平是符合改革開放需要的，但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在深入分析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原因和承擔的風險以后，他提出了外匯儲備管理的基本原則與使用方向。

　　國際金融研究的拓荒者

　　吳念魯先生在上世紀60年代重點對西方金融市場，特別對新出現的歐洲美元進行了專題研究，于1981年出版了《歐洲美元與歐洲貨幣市場》一書。上世紀90年代，他在歐洲工作期間，密切關注歐元的發展動向，撰寫了“歐元啟動前的三大問題”等文章在《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上發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吳念魯先生就多次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聯合國[微博]貿發會議（UNCTAD）及其屬下資金委員會的活動。1990年，他在資金委員會上用“依存、合作、競爭、發展”八個字概括世界經濟發展態勢，受到與會代表高度認同。在此基礎上，吳念魯先生提出了中國應對世界經濟挑戰的策略與思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吳念魯先生認為其主要根源在于以美元信用本位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所致，因此必須對現存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

　　吳念魯先生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工作，牽頭主持了多項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領域展現了獨立、客觀思考的洞察分析能力和深厚的學術素養，在我國金融業內享有良好聲譽。作為一名資深的銀行從業人員，吳念魯先生結合本人豐富的實踐經驗，積極探索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模式和發展戰略。1996年吳念魯先生參與了《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一書的編寫和總纂工作，并擔任副主編，此書成為銀行系統重要的職工培訓教材和業務參考書。吳念魯先生于1981年在聯邦德國商業銀行實習半年，加之在海外的工作經歷，他于2006年在《金融研究》發表了“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戰略的思考”，就我國銀行業如何選擇發展模式、如何實現海外本土化等問題作了全面闡述。對于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吳念魯先生認為，股改成功與否，不能以上市作為評價基礎，而應看股改后的銀行存款占有率是否上升、不良貸款率是否下降、職工凝聚力是否增強、競爭力排名是否上升。他的觀點和主張，得到了海內外理論界、實務界的普遍重視。在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問題上，他著重強調應避免利益沖突。

　　國際金融學科建設的開創者

　　作為一名金融教育家，吳念魯先生長期在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從事國際金融教學工作，并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貿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十余所學院的兼職教授。自1981年以來，他共指導研究生80多名，其中博士研究生60多名。他講課和指導論文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將自己的看法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深受學生的好評與愛戴。

　　吳念魯先生一直致力于國際金融學科建設的開創，他積極參與高等院校國際金融學科教材的編寫、審閱工作。在改革開放后我國第一本《國際金融概論》試用教材的編寫工作中，他參與了該書提綱的擬定、各章節的討論與書稿審閱工作。該書于1982年出版并被評為全國金融學科優秀教材。1991年，中國人民銀行從事教育司組織編寫《國際金融學概論》，由吳念魯先生和周祥生先生共同擔任主編，吳念魯先生執筆撰寫了全書11章中的5章。該書于1993年出版，系當時高校金融類專業第一本國際金融學科的統編教材。

　　在主持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工作期間，吳念魯先生經常組織全國的科研教學與實務工作者就國際金融領域重大問題進行廣泛研究與交流。通過這個平臺，他不僅對中國國際金融學科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對金融教學、研究工作、金融實務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吳念魯先生還參與創辦了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的會刊《國際金融研究》，并擔任了8年的主編。為了把刊物辦成國際金融學科知名學術期刊，吳念魯先生帶領團隊精心挑選各個時期國際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約請廣大教學、科研和實務工作者撰稿，提升了我國國際金融學術研究的理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