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不管是好是壞，美國經濟政策爭論常常在未必有關系的別國引起回響。澳大利亞新當選的總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的政府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保守派政府認為要削減政府支出，以免財政赤字威脅國家的未來。但是，在澳大利亞，這一主張顯得特別空洞，但這并沒有阻止阿伯特政府推行它。

　　即使你同意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的觀點，認為高公共債務水平意味著低增長——這一觀點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提出過，并且后來也失去了信眾——澳大利亞也遠遠沒有達到高公共債務的水平。其債務與GDP之比只有美國的幾分之一，為經合組織國家的最低水平之一。

　　影響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未來投資——包括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關鍵公共投資。這些投資能確保所有公民，不管家庭出身是窮是富，都能實現自己的潛能。

　　阿伯特奉美國模式為圭臬，頑固堅持他的政府所提出的“改革”，這看起來相當諷刺。畢竟，美國經濟模式對大部分美國人也不靈光。如今，美國中位收入（mediun income）還不如25年前——不是因為生產率沒有增長，而是因為工資停滯不前。

　　澳大利亞模式的表現遠好于美國。事實上，澳大利亞是極少數逃脫自然資源魔咒的大宗商品經濟體之一。相對而言，其經濟增長得以被廣大國民所分享。過去十年，澳大利亞的中位家庭收入年均增長率超過3%，是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近兩倍。

　　平心而論，考慮到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收入平等性應該更加突出。畢竟，一國的自然資源應屬于全體人民，這些自然資源所產生的“租金”（rents）提供了可用于降低不平等性的收入。而對自然資源收入課以高額稅率并不會產生對儲蓄或工資課稅所引起的消極后果（鐵礦石和天然氣儲量不可能為了避稅而轉移到他國）。但澳大利亞的基尼系數（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比挪威高三分之一。同為資源豐富國的挪威在管理國家財富以使全民受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你或許會感到奇怪，阿伯特及其政府真的明白美國發生了什么嗎？他是否知道，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去監管化和自由化改革以來，美國的GDP增長顯著放緩，并且增長果實主要被最頂尖人群攫取了？他知道在這些“改革”之前，美國已有半個世紀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眼下金融危機倒成了全球范圍內見怪不怪的事情了），并且去監管化導致了金融部門不斷坐大、吸引了本應將職業生涯貢獻給生產率更高的活動的年輕才俊嗎？他們的金融創新給自己帶來了巨富，但卻將美國和全球經濟推向了毀滅邊緣。

　　澳大利亞的公共服務令全世界艷羨。其醫療體系比美國效果更好，而成本只有美國的幾分之一。澳大利亞擁有基于收入的教育貸款機制，允許借款人在必要時延長還款年限，如果他們的收入非常低（也許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重要但低薪的工作，如教育或宗教方面的工作），政府還可以豁免一些債務。

　　澳大利亞與美國可謂對比鮮明。在美國，學生債務目前已超1.2萬億美元（比信用卡債務還要高），成為畢業生和經濟的一大負擔。美國的機會平等狀況在發達國家中墊底，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前景更多地取決于父母親的收入和教育，之所以如此，失敗的高等教育金融模式難辭其咎。

　　阿伯特的高等教育觀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為什么美國頂尖大學能獲得成功。讓哈佛、耶魯和斯坦福名揚世界的并不是價格競爭或逐利。美國頂尖大學都不是營利組織。它們都是非營利組織，或者是公立學校，或者擁有龐大的捐贈（主要來自校友和基金會）。

　　大學之間的競爭是存在的，但競爭的內涵并不相同。美國頂尖大學競爭的是包容性和多樣性，以及更多的政府研究補助。美國不受監管的營利性大學在兩方面很在行：一是剝削出身貧寒的年輕人，向他們收取高額學費，而提供的教學內容毫無價值；二是游說政府給它們不受監管的撥款，繼續從事剝削行動。

　　澳大利亞應該為它的成功而驕傲，世界其他國家能夠從澳大利亞身上學到很多教益。不能理解美國所發生的事情而又被意識形態所蒙蔽，以至于其領導人向根本不必糾正之處開刀，這將是澳大利亞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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