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伯南克

　　美聯儲理事會主席 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

　　在即將結束美聯儲主席任期之際，伯南克指出，在貨幣政策異常困難時期，增加政策透明度非常有價值；透明度不僅有益于引導市場預期，更事關中央銀行的合法性。

　　我即將結束聯儲主席的任期。毋庸贅言，對聯儲、美國及我本人而言，我的任期均堪稱多事之秋。回首既往8載的成就與未竟之任務，此其時也。我將簡要涵蓋三個方面：聯儲的透明度與問責、金融穩定與金融改革，以及貨幣政策，再談談美國及全球經濟前景。

　　透明度和問責

　　2006年2月我就任主席時，促進聯儲的透明度與問責是我的一個首要目標。我一直主張增強透明度，特別是要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貨幣政策框架，使貨幣政策更可預測、更加有效。聯儲增強透明度和溝通的工作不僅確實提高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在其他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就任伊始，我希望在我所繼承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和阿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主席的貨幣政策框架基礎上有所增益。我的前任已經強化了聯儲對穩定的低通貨膨脹的承諾，將其作為經濟穩定的基礎。他們逐步增加了貨幣政策分析和實施的透明度。例如，沃爾克主席引入了貨幣目標制（money-targeting）框架,以幫助聯儲應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高通脹。在格林斯潘主席任內，聯儲開始在每次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后發布聲明。我相信，進一步增強聯儲的透明度會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并提高聯儲的制度公信力。作為學者，我曾撰文主張實行靈活的通脹目標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英格蘭銀行和其他一些中央銀行使用這一方法。通過充分披露關于政策目標和戰略的信息，及其經濟預測，這些中央銀行提供了一個清晰框架，以幫助公眾和市場參與者理解和預測政策行動。明文公布數值目標和政策計劃也有助于對中央銀行是否實現目標進行問責。我堅信，此框架可以適用于聯儲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的雙重使命。在實踐中，使用此框架的中央銀行在追求低通脹的同時，也在追求經濟目標，所謂“靈活”的通脹目標制，就是此意。

　　由于本次金融危機和危機后的繁忙工作讓政策制定者疲于應對，聯儲向更清晰政策框架發展的速度比我預期的要慢。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取得了進展。在2007年10月的會議上，公開市場委員會引入了 “經濟預測概要”（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簡稱SEP）季報，涵蓋與會者對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預測，如通脹、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和失業率。此后又加入了對上述變量的長期預測，以及每位成員出于其政策觀點的對聯邦基金利率目標變化路徑的預測。添加的這些內容使公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對長期政策目標，以及這些目標之下的利率走勢的看法。

　　2012年1月，我們采取了另一項重要措施：公開市場委員會發布了一項聲明，公布其長期政策目標和策略。該聲明首次明確了2%的長期通脹目標，并在“經濟預測概要”季報中提出委員會成員對長期正常失業率的評估，目前該指標是5.2%～6%。聲明同時指出，委員會將對價格穩定和就業目標采取一種均衡的方式。聯儲還采取了其他方式解釋決策理由，包括我本人每季度出席一次公開市場委員會會后的新聞發布會。事實證明，在貨幣政策異常困難時期，增加政策透明度非常有價值。

　　無獨有偶，值此艱難時世，聯儲的透明度與問責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維度上對聯儲至為關鍵，這就是支撐聯儲的民主合法性。與其他中央銀行一樣，聯儲掌握強有力的工具，民主問責制要求公眾能夠知曉如何及為何目的使用這些工具。當此聯儲被迫采取非常規的、劇烈的措施之際，透明度尤為重要。這些非常規的劇烈措施包括向眾多常規情況下無法使用聯儲貼現窗口的各類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旨在幫助穩定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

　　為保持公眾信心，中央銀行需要什么樣的透明性？從最基本的層次講，中央銀行必須明確和公開其政策和操作，尤其是在涉及使用公共資金的情況下。聯儲常規性地廣泛公布有關其行動的信息，而且自危機以來，聯儲顯著增加了向國會和公眾報告的數量及具體內容。同樣重要的是，同某些人所指責的截然相反，聯儲的所有金融交易和行動都要定期接受審計——除聯儲內部審計，還包括政府問責辦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簡稱GAO）、獨立審計長、以及一家民營會計事務所的審計。審計是對聯儲管理團隊的檢驗，這些全面審計都證明了聯儲的會計和財務控制能力，足以令多數上市公司艷羨。

　　但透明度和問責遠遠超出公開賬務的范疇，更包括周詳地解釋我們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及其理由。在這方面，聯儲的首要責任是向國會報告，因為是國會在整整100年前設立了聯儲，并確定了聯儲的架構、目標及權力。聯儲理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和高級職員，頻繁地就廣泛問題接受國會各委員會的質詢。當我就任主席時，我預料到有義務定期到國會作證，但我完全沒有預料到我會在聽證會之外花如此多的時間單獨或成組會見議員。但我很快即意識到同立法代表的關系在維系溝通渠道開放方面的重要意義。作為聯儲與國會互動的方式之一，我們也定期根據要求舉辦通氣會，并為有興趣了解聯儲問題的國會職員舉辦專門項目。我本人也定期與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保持聯系，主要是會見財政部長和其他經濟官員。

　　然而本次危機及其后續影響將對聯儲加強溝通和解釋的要求提高到一個全新的層次。為應對不同尋常的經濟挑戰，我們采取了不同尋常的措施。為贏得公眾的支持和信任，我們必須說明這些措施。僅向國會和市場參與者說明是不夠的。整個聯儲，包括理事會成員和工作人員，均致力于讓公眾知情。作為主席，我也略盡綿薄，參加電視節目、出席社區會議、回答大學生的問題、訪問軍事基地與軍人和軍屬交流等。通過各種項目、出版物、演講和其他媒體，聯邦儲備銀行在向本地區公眾提供信息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本次危機已經過去，但我認為對聯儲說明和解釋的需求會越來越多。當保羅?沃爾克1979年首次坐上主席的交椅時，有線電視還沒有財經新聞、沒有彭博終端、沒有博客，也沒有推特。現在，新聞、觀點和流言幾乎無時不在。聯儲必須繼續尋找恰當的方法，以游刃于不斷變幻的環境，同時向公眾提供清晰、客觀和可靠的信息。

　　金融穩定

　　對美國和全球經濟而言，過去8年中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金融危機及由此觸發的深度經濟衰退。本次危機具有經典金融恐慌的家族特征，只是發生在21世紀全球復雜金融體系的環境下。因此，盡管是新環境，但應對本次危機所采取的措施仍類似于一個世紀以前使用的措施，包括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政府擔保負債、增加資本金和向公眾提供保證及有關信息，只是為適應現代語境做了修改。

　　本次危機的直接誘因是住房價格的大幅度下跌，而此前的上漲則是受到不負責任的住房抵押貸款和資產證券化活動的推動。包括我在內的決策者當時都認為房價會下降，盡管對下降幅度有不同看法。實際上，我于2006年履新時，房價已開始下跌。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房價下跌可能造成的宏觀經濟影響的預期是依據此前幾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情況。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了賬面財富的大幅度減少，但實體經濟只出現了輕微衰退。然而，本次房價泡沫的破滅卻引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與早期股票價格下跌不同，房價下跌與金融體系和政府監管中的重大缺陷相互影響，使得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持有人最初的少量損失通過金融體系不斷放大。在私人部門，主要缺陷包括高杠桿率、過度依賴不穩定的短期融資、風險度量和管理中存在漏洞、使用復雜金融工具以不透明的方式來重新分配風險等。在公共部門，缺陷包括監管架構的漏洞使一些系統重要性機構和市場不受全面監管、監管機構沒有有效行使現有權力、沒有充分關注整個體系穩定性受到的威脅等。

　　在危機期間，聯儲對流動性壓力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具體做法與中央銀行在過去150年里從金融危機中汲取的經驗是一致的，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其著作中將其概括為：盡可能早并無限制地向有償付能力的機構提供貸款。但自白芝浩的時代以來，制度框架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金融危機主要涉及擠兌商業銀行和其他存款機構的存款。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本次危機前，信貸發放已大幅度地從傳統銀行業轉移至所謂影子銀行機構，這些機構主要依賴短期批發融資，而這類融資對擠兌行為非常敏感。針對這種情況，為平息恐慌，聯儲不僅向商業銀行，也向其他金融機構，如投資銀行和貨幣市場基金，以及重要金融市場，如商業票據和資產支持證券市場，提供流動性。由于融資市場是全球性的，美國的借款人非常依賴外國貸款人，因此，聯儲也與14家外國中央銀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

　　提供流動性僅僅是穩定金融體系的第一步。后續工作的重點是重建公眾信心，主要包括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擔保銀行負債、由財政部擔保貨幣市場基金、用公共資金向銀行注資等。聯儲在2009年春主導的銀行壓力測試，包括向公眾詳細披露有關美國大型銀行償付能力的信息等，進一步增強了對銀行體系的信心。壓力測試中信息披露的成功恰好是透明度好處的又一例證。

　　隨后改革監管框架的重點工作是限制導致危機爆發并惡化的缺陷，使其不再重現。《巴塞爾協議Ⅲ》項下關于銀行資本規定的變革顯著提升了對全球性銀行資本的損失承受能力的要求——包括針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附加資本規定和杠桿率上限。聯儲的《全面資本分析和審核》（Comprehens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Review，簡稱CCAR）程序是2009年壓力測試的延續，規定大型金融機構必須保持充足資本以應對極端沖擊，且這些機構必須展示其內部規劃程序的有效性。此外，向公眾披露審核結果亦有助于加強市場約束。《巴塞爾協議Ⅲ》框架還包括流動性規定，目的是減少全球性銀行對短期批發性融資的依賴，以及以其他方式控制此類銀行的風險。目前正在采取進一步措施加強對大型機構的監管，并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如規定在多數標準化衍生品交易中，中央清算機制必須更加透明等。

　　對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也得到加強。例如，新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已將若干非銀行機構定性為系統重要性機構，必須接受聯儲的并表監管。此外，我們也正在采取措施以應對短期批發融資市場的潛在不穩定問題，包括改革貨幣市場基金和三方回購市場。

　　當然，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實施有效的金融改革。好消息是全世界都在進行類似改革，美國、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等國際機構都在進行協調工作。

　　總體而言，聯儲的監管方式已進一步演化，在傳統的對單個機構的監管之上，又包含了實質性的宏觀審慎——或曰系統性——導向。例如，聯儲新設了金融穩定政策和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y and Research），職責是協調聯儲系統的有關工作，包括監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以識別新出現的脆弱性和系統性風險。此類強化的監測非常重要，因監管結構的變化和金融創新可能會導致風險以新方式顯現，或轉移到目前監管覆蓋的領域之外。

　　盡管已取得了諸多進展，但仍有更多未竟之業。除完成全面實施前述任務——包括實施新的規則和監管責任——外，還要進一步加強國內和國際合作，以確保有序處置資不抵債機構的新機制有效運行，從而增強對大型機構的市場約束。另一項重要工作是評估可能用于應對金融失衡的潛在宏觀審慎工具。例如，新《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監管包括了逆周期資本緩沖，在信貸擴張時期，這種資本緩沖可能有助于增強金融業的抗風險能力。研究人員正在審視這項規定和其他潛在監管工具，如按揭貸款的貸款與抵押品價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周期性敏感度要求，以改善金融穩定。包括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內的許多國家已實施了此類措施，這些國家的經驗應值得借鑒。盡管從原則上講，貨幣政策可以解決金融失衡，但宏觀審慎工具和傳統監管應當作為預防金融穩定威脅的第一道防線。我們還需要深入理解如何設計和實施更有效的宏觀審慎工具，以及這些工具與貨幣政策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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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特?耶倫于1月底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聯儲主席。分析人士普遍認為，耶倫將延續伯南克的政策導向

　　貨幣政策

　　提供流動性和其他緊急措施對緩解金融恐慌的沖擊至為關鍵，貨幣政策立場的迅速轉變則對拯救因危機導致的大幅度經濟下滑非常必要。公開市場委員會在2007年夏天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降低到2008年底的0～0.25%的區間，放松的速度堪稱迅疾。自那時以來，聯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

　　在利率為零的約束條件下，為了提供更大的適應性貨幣政策支持，聯儲使用了另外兩個工具：增強聯邦基金利率變化路徑的前瞻指引和大規模購買長期證券。其他主要中央銀行為應對自2008年以來的形勢變化也采取了類似方法。例如，英格蘭銀行和日本銀行都使用了具體的前瞻指引和大規模資產購買；歐洲中央銀行的措施包括購買主權債和降低主權債務風險、向銀行提供大量流動性，并提供未來利率走向的定性指引。

　　在短期利率幾乎為零的情況下，有關未來政策變化的指引有助于形成市場預期，壓低長期利率，從而放松金融條件，并有助于支持經濟活動。盡管零利率造成了對政策利率和其他政策工具的成本及效果的不確定性，但通過提供委員會成員預期的政策目標，短期利率指引可以促進整體政策的實施。起初，委員會實行定性指引，以后進行了幾輪改進。2012年12月，委員會引入了狀態依存（state-contingent）的政策指引。委員會首次宣布，只要失業率高于6.5%，未來1～2年通脹率預期不超過委員會2%的長期目標半個百分點，且長期通貨膨脹預期可控，聯邦基金利率就不會上升。

　　我和聯儲的同仁強調，指引中的條件是臨界值，而不是觸發值。換句話說，超出上述臨界值中的一個，不一定自動造成聯邦基金利率的上升。相反，給出的信號僅僅是，委員會應將其視為一個恰當的時機，可以基于更大范圍的指標，開始考慮是否及何時方有理由提高目標利率。

　　大規模資產購買降低了長期利率，增加了貨幣刺激。通過資產組合平衡渠道，資產購買減少了公眾持有的長期資產的供給，壓低了期限溢價和長期收益率。此外，決定購買或延長資產購買計劃也會產生一種信號作用，只要市場參與者認為該決定表明了決策者對適應性政策立場的承諾。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資產購買的潛在信號效應取決于整體經濟和政策環境。公開市場委員會在2013年12月會議上決定適當減少資產購買數量，這并不意味著聯儲削弱了其保持高度適應性貨幣政策的承諾。相反，這反映了勞動力市場前景改善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這正是我們在2012年9月啟動資產購買計劃時確定的目標。在最近舉行的會議上，公開市場委員會重申并澄清了利率指引的做法，指出即便失業率低于6.5%的臨界值已有相當時間，委員會仍將維持當前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特別是在預期通脹繼續低于委員會2%的長期目標的情況下。

　　這些非傳統工具是否有效？一些懷疑論者指出，經濟復蘇的步伐非常令人失望。在過去幾年里，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年均GDP年增長率只略高于2%，通脹低于委員會2%的長期目標。然而，經濟復蘇一直面臨強大阻力，這也表明如果沒有貨幣政策的大力支持，增長可能更加乏力，或甚至是負增長。大部分研究結果支持前瞻指引和大規模資產購買的政策組合確實促進了經濟復蘇的結論。前瞻指引改變了對利率的預期，而且眾多研究顯示，資產購買壓低了長期利率，推升了資產價格。這些金融條件的改變會對經濟增長提供巨大支持。

　　一旦經濟增長得到充分改善，不再需要非傳統政策工具時，公開市場委員會將面臨新的政策實施和政策框架的設計。大規模資產購買增加了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并造成了銀行體系大量超額儲備。按照危機前使用的操作方法，大量超額儲備的存在會影響到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恰當時機提高短期名義利率的能力。但是，聯儲目前有很多工具可以在需要時恢復正常的政策立場，而不需要依賴資產出售。我們可以提高超額儲備的利率，這會推升短期利率；此外，如果需要，聯儲也可以使用其他工具，如固定利率隔夜逆回購合約、定期存款或定期回購合約，來減少銀行的儲備，緊縮對貨幣市場利率的控制。因此，在恰當的時候，公開市場委員會可以恢復主要通過調整短期政策利率的貨幣政策操作方法。但是，聯儲政策實施框架的某些方法可能會發生變化。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未來會考慮這一問題，研究資產負債表擴張的經驗和管理利率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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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經濟學家、前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將出任聯儲副主席。費希爾執教于麻省理工學院時曾是伯南克的博士論文導師

　　經濟前景

　　自4年半以前開始復蘇以來，美國經濟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業人數增加了750萬，過去17個季度中，有16個季度真實GDP實現增長，2013年第三季度真實GDP的水平已比危機前峰值高出5.5%。 失業率已從2009年秋季的10%下降到近期的7%。工業生產和設備投資已達到或超過危機前的峰值。銀行體系的資本金得到了充實，金融體系更加安全。在2008年末、2009年初美國經濟快速下滑時，市場對經濟前景是非常不確定的。當時的股票價格指數比目前低60%，而且信用利差非常大。

　　盡管取得很大成就，但經濟復蘇顯然尚未完成。7%的失業率仍然較高。長期失業人數仍然非常多。其他度量勞動力使用不足的指標（如因經濟原因非全時工作的人數）的改善情況不如失業率。勞動參與率一直在下降，盡管這種下降可能反映了在危機前就存在的某種長期趨勢，但也反映了潛在工人對就業前景的悲觀看法。

　　回首往事，我們現在可以找出許多阻礙經濟復蘇的因素。其中一些很難或不可能預期到，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銀行業危機，以及日本和其他國家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經濟影響等。另一些因素則比較容易預測，比如經濟繁榮和泡沫破滅造成的嚴重失衡需要很長時間來調整。正如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研究中指出的，金融危機后，經濟活動一般都很虛弱，如果危機前的經濟增長伴隨著信貸的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情形尤為如此。

　　金融危機后的復蘇緩慢反映了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過程：家庭通過減少支出來彌補財富損失并減輕債務負擔；為了恢復資本比率及降低資產組合的風險，金融機構在減少貸款。除上述金融因素，復蘇緩慢也反映了危機前住房（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商業地產）的過度建設，以及住房抵押貸款的收緊。與以往復蘇過程中建筑業的快速反彈相比，近期的表現則不太景氣。

　　雖然聯儲在預測真實GDP在本次復蘇過程中有過于樂觀的傾向，但我們在預測失業率時有時又過于悲觀。例如，2013年失業率的下降明顯快于我們的預測，盡管GDP增長率略低于我們一年前的預測。這一差異反映了許多因素，包括勞動參與度的下降，但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本次復蘇過程中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一般來說，當生產率增長緩慢時，即使需求增長不大，企業也需要雇用更多工人。由是觀之，生產率增長緩慢一定是經濟增長速度低于預期的諸多原因之一（由于大幅度數據修正，所以實際了解到本次復蘇早期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緩慢的事實較晚，這充分說明了實時決策的難處）。生產率增長緩慢的原因還不完全清楚：可能是金融危機的嚴重后遺癥，如緊縮信貸條件限制了創新、阻礙了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和新企業的設立；或反映了銷售增長不快，導致了企業在資本及人工投入上不夠集約化；或可能是度量方法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受到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的其他經濟體，生產率增長也很緩慢。但另一個可能性是生產率增長緩慢反映了與本次衰退基本無關的長期趨勢。顯然，如何解答生產率謎題對我們形成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期有重要影響。

　　經濟復蘇緩慢的眾多原因，除金融危機的影響、住房和抵押貸款市場的問題、生產率增長緩慢，以及歐洲及其他國家的事件等，我還要加上一個重要因素，即財政政策。聯邦財政政策在2009年和2010年是擴張性的。但自此之后，聯邦財政政策就緊縮了。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增稅和減少支出很可能降低了2013年GDP增長率1.5個百分點。此外，在整個復蘇過程中，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一直是高度緊縮的，反映了稅收收入大幅度減少后的調整。不妨展示一下緊縮政策的影響：在2001年衰退后的復蘇過程中，各級政府的雇員增加了近60萬人；相反，在本次復蘇過程中，政府雇員減少了超過70萬人，凈差額超過了130萬人。政府投資也有相應的減少，例如在基礎設施和轉移支付方面。

　　雖然長期財政可持續性是一個重要目標，但短期內過度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效果適得其反。更重要的是，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方向相反，復蘇步伐慢于預期。在利率非常低的情況下，當前的政策組合有嚴重缺陷。當利率接近于零時，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受到限制，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可能更大，且成本較低，因為利率低，債務負擔較輕。更均衡的政策組合也可以避免低利率的成本，如金融穩定的潛在風險，而不會犧牲就業和經濟增長。

　　探討影響經濟復蘇的因素不僅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近期形勢，也是為了思考經濟前景。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上文提到的阻礙經濟復蘇的逆風可能正在消退。雖然近期的聯邦財政政策仍然是緊縮的，但對經濟增長的抑制程度在2014年會有所減弱， 2015年的減弱程度甚至更大。同時，州和地方政府的預算形勢也有所改善，進一步削減支出的必要性降低了。住房泡沫破滅后的影響也在減少。例如，盡管住房抵押貸款的利率仍然較高，但房屋價格已回升，促成抵押貸款/房價比率處于“水下”的業主人數顯著減少，止贖和抵押貸款違約的數量也大幅度下降。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已顯著改善，財富和收入在增加，家庭債務償還負擔處于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部分地由于家庭財務狀況的改善，對家庭的貸款標準正在放寬，盡管潛在的按揭貸款借款人仍面臨阻礙。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的財務狀況也非常健康。上述因素加上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預示著美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前景良好。當然，如果我們應從過去幾年的經驗中得出一些教益，那就是應當對我們的預期保持謹慎。

　　世界其他國家情況如何？美國的復蘇似乎快于多數發達經濟體。例如日本的真實GDP仍略低于危機前的峰值，英國和歐元區的真實GDP仍分別低于危機前峰值的2%和3%。盡管如此，我認為有理由對國外形勢保持謹慎樂觀。與美國一樣，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已經采取了重要措施以增強金融體系并提供政策支持。金融業的改革正在進行當中，緊縮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正在減退。雖然歐洲的財政改革和日本的結構性改革仍處于初期階段，但我們已經看到發達經濟體增長改善的跡象，這對美國具有積極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在2013年上半年增長放緩之后，下半年出現了較快的恢復。雖然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增長前景保持良好，但結構性改革（如中國和墨西哥）的程度和效果將非常重要。

　　結論

　　2013年12月，我們紀念了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簽署《聯邦儲備法》100周年。在過去100年里，聯儲經歷了眾多經濟和金融挑戰，過去幾年美國經濟和聯儲面對的困難是歷史上比較嚴峻的挑戰之一。過去幾年的經歷使聯儲發生了重要變化，包括新的貨幣政策工具、強化政策溝通、大幅度提升聯儲對金融穩定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關注、提高聯儲的透明性等。

　　我們在談論聯儲或其他機構，仿佛它們都是遺世獨立的。這當然不對。聯儲由一群人組成，在一個機構內工作，有一種機構文化和一套價值觀。在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聯儲同仁不畏艱辛，又富于創意，對此，我深感驕傲。我們秉承的文化是注重客觀性、專業分析、職業化、敬業，和不受政治影響左右。不論聯儲近年來取得何種成就，都應歸功于聯儲同仁，無論在個人層面上，還是作為一個集體，之急公好義。盡管聯儲未來無疑仍會面臨艱難挑戰，但我們的團隊和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堅信，聯儲定能成功地笑傲挑戰。

　　【本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康以同摘譯自伯南克2014年1月3日在費城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上的演講，原文標題為The Federal Reserve –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英文全文參見美聯儲理事會網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140103a.htm）和國際清算銀行網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0106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