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銀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 俞 勇

　　通往巴塞爾資本協議Ⅳ的路徑

　　雖然我們容易理解改革的壓力，但是過度追求簡單性，過度依賴標準化風險權重或非風險敏感的杠桿率，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金中夏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

　　目前，巴Ⅲ（巴塞爾資本協議Ⅲ）還沒有完全實施,而巴Ⅳ（巴塞爾資本協議Ⅳ）已從迷霧中漸行漸近。

　　從最近幾個月來看，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進展給巴Ⅳ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一方面，部分國家開始提出超越巴Ⅲ的要求。如：美國和歐洲要求銀行能夠在嚴重壓力的情況下滿足資本充足率；瑞士、美國和英國設置了高于3%的最低杠桿率，而且正在推動更嚴格的流動性標準；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堅持使用最高質量的資本來滿足第二支柱資本附加要求。

　　另一方面，監管機構和市場普遍擔憂銀行內部模型以及風險加權資產的準確性，一些重量級的監管人員呼吁大幅簡化監管要求，以支持更高的最低杠桿率并降低對模型的依賴。同時，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一系列相應的文件，包括對銀行交易賬戶的監管方式；不同銀行不同內部模型產生的風險權重差異；風險敏感性、簡單性和可比性之間的平衡等，且這些文件的范圍均已超越了巴Ⅲ。此外，對歐元區的銀行來說，未來歐洲中央銀行（ECB）作為監督、管理和宏觀審慎的機構，其預期動作已有所顯現。

　　這兩方面的進展可能會導致三個變化，進而形成未來巴Ⅳ的基礎。

　　首先，限制銀行使用內部模型計算資本要求。這一點可以通過兩種方法實現：限制內部模型與標準化模型結果對比的偏離程度和降低內部模型的復雜度（僅允許在評估第二支柱資本要求時使用復雜模型）。

　　其次，要求銀行滿足更高的最低杠桿率。與其在巴Ⅲ中“后盾”的角色相比，一個遠高于3%的最低杠桿率在第一支柱資本要求中可以扮演“前鋒”的角色。

　　最后，加大銀行的披露力度。如果允許使用復雜模型，銀行需要解釋并證實模型與標準化模型得到的風險權重之間的差異；如果要依賴一個簡單的杠桿率，銀行需要解釋與使用對風險更為敏感的方法的差別。

　　這些變化對銀行的資本要求有什么影響？

　　雖然我們容易理解改革的壓力，但是過度追求簡單性，過度依賴標準化風險權重或非風險敏感的杠桿率，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這一方面會鼓勵銀行持有風險較高的資產，另一方面會顯著增加低風險加權資產投資組合（包括抵押貸款和高質量的流動資產）的融資成本。

　　此外，銀行若要使用內部模型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的設置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銀行改善風險管理的能力。同時，不斷地引進越來越多的監管可能已經使許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超過了監管成本高于收益的臨界點。過度監管向下拖累經濟增長造成的損失可能已超過其避免未來金融不穩定所帶來的好處。

　　我們認為，監管機構還需要注意理順巴Ⅲ的最低資本與流動性要求與其他并列監管改革計劃中的關于資本與流動性要求二者之間的聯系，并盡量保持一致，主要包括壓力測試、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附加要求、第二支柱資本附加要求、宏觀審慎性政策工具以及負債自救機制提供的損失吸收能力等。不過，事實上感覺是，監管機構之所以建立層層不協調的保守政策，是因為要解決其所認為的導致金融危機的多個原因，而不是從頭開始就找到一個更為一致的方法。我們支持銀行披露更多信息，但銀行證明自身會受益于其內部模型對自身風險暴露評估的準確性。

　　這些變化對資本又意味著什么？以英國銀行業整體為例，2012年底，普通股風險加權資本比率是8.5%，普通股資本的杠桿率是3.6%，這完全滿足巴Ⅲ的要求。然而，根據歐盟版巴Ⅲ的實施要求，這些銀行未來必須滿足10%的普通股資本充足率（包括3%的系統性風險儲備），普通股資本須從2200億歐元增加到2600億歐元，凈增400億歐元。為滿足將來巴Ⅳ中的核心要素，這些銀行不得不增加500億歐元的普通股資本，或將其資產負債表縮減20%左右。此外，巴Ⅳ的核心要素還包括5%的最低普通股杠桿率和由于對銀行內部模型的限制而產生的20%風險加權資產的增長，對這兩個要素中任何一個進行更為嚴苛的要求則會進一步增加所需資本。除了這些定量的影響，銀行還需要確保完全理解自身對資本和流動性的需求，需要根據明確的戰略和風險偏好規劃進行業務管理、內部資本和流動性的評估。

　　（圖）

　　未來歐洲中央銀行（ECB）作為監督、管理和宏觀審慎的機構，其預期動作已有所顯現

　　從超越巴Ⅲ到巴Ⅳ

　　在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中，更高的最低杠桿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壓力測試、第二支柱資本附加和流動性要求采取更嚴苛的測算方式……一些國家以及巴塞爾委員會正在采取超越巴Ⅲ的重要步驟。

　　不同國家對于巴Ⅲ的設計、解釋、實施時間等方面存在差異，從而產生一些國家間不一致的情況。雖然這些不一致情況正在協調解決，但我們在此關注的是一些國家以及巴塞爾委員會，正在采取的超越巴Ⅲ的重要步驟，我們認為這些步驟將通向巴Ⅳ。

　　各方超越巴Ⅲ的步驟具有一些特點：在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中，更高的最低杠桿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于使用內部模型計算其資本需求的銀行，設置更為嚴格的限制；對壓力測試、第二支柱資本附加和流動性要求采取更嚴苛的測算方式；銀行披露更多的信息。

　　杠桿率

　　根據巴Ⅲ標準，一些國家正在實施3%的最低杠桿率。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提議到2018年，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最低杠桿率達到5%，所有的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達到6%（尚不確定該要求是否適用于在美外國銀行）；在瑞士，到2019年，大型銀行相對于總資本的最低杠桿率需要達到4.3%左右；在英國，審慎監管局（ PRA）在假設存在嚴重壓力場景的基礎上，正在評估大型銀行基于核心一級資本（CET1，而不是巴Ⅲ中使用的更廣泛的一級總資本）定義的3%的杠桿率。相比之下，巴塞爾委員會采取的方法并不那么激進，在其最近的一個咨詢文件中關于杠桿率有如下闡述：平行運行時期（2013至2017年）將測試3%的最低杠桿率，并跟蹤使用不同資本度量（包括總監管資本和CET1資本）的影響。該咨詢文件還提供了更多關于如何測量風險暴露，以及2015年后對銀行信息披露的要求等相關細節。

　　許多監管者和業界專家主張把重點更多地放在更高的最低杠桿率上，他們的依據是：首先，世界不僅存在風險，還存在不確定性，很多時候無法準確預測各種結果出現的概率。對于決策者來說，更好的選擇可能是遵循簡單的規則，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與復雜的世界相吻合。事實上，如果為了應對復雜性而制定更為復雜的規則，一旦規則的假設被打破，其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其次，簡單的杠桿率可以比風險加權方法更好地預測銀行倒閉，如果使用了簡單的規則（杠桿率和市場資本化），金融危機期間就會更好地預測哪些銀行會遇到困難。最后，巴Ⅲ中3%的最低杠桿率標準可能太低。一些監管者和業界專家認為一個更高的最低杠桿率可能會更好，例如在6%～8%區間，美國官員甚至提出了針對美國大銀行15%的杠桿率。

　　更高的最低杠桿率會立即增加其在一系列監管資本比率參數中的重要性，因為它會成為更多銀行的束縛參數，因此是一個前鋒而不是一個后盾要求。然而，過度依賴于杠桿率可能會產生不利后果：它可能會鼓勵銀行持有高風險資產，顯著增加低風險加權資產投資組合（包括抵押貸款和主權債務）的融資成本；使銀行失去改善風險管理的動力（如來自監管授權的使用內部模型計算風險加權的動力）。

　　簡單性

　　巴塞爾委員會最近發布了一份討論如何平衡風險敏感性、簡單性和可比性的咨詢文件，描述了如何以及為什么會要求通過追求風險敏感的資本達到當前的高度復雜性和不可比性，并闡述了過于簡單的資本要求的潛在缺點，提出一些關于改進簡單性和可比性的意見。

　　把簡單性作為今后評判巴塞爾委員會新提議的一個額外標準。

　　減輕復雜性帶來的后果，為資本模型結果增加約束；引入更細化的使用測試；在內部模型領域限制各國的自由度。

　　通過復制基于風險的資本要求加強杠桿率，為杠桿率添加緩沖并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施加更為嚴格的杠桿要求。

　　加強信息披露，鼓勵銀行實施強化信息披露工作組（EDTF）的建議，要求銀行披露模型應用于假設的投資組合所得到的結果，或同時披露應用模型與應用標準化計算得到的結果；要求銀行在一致的基礎上公布可能對投資者有用的額外指標，比如，基于股票市場價值的資本充足率、基于股票波動率的風險度量、基于收益的杠桿率、歷史利潤波動率、不良資產占總資產比率。

　　調整三大支柱，把重點更多地放在第二、三支柱上，通過將第一支柱中的一些復雜的方法（包括風險敏感性權重和內部模型方法）轉移至第二支柱，使股東、債權人和市場分析人員基于廣泛的信息披露對銀行更加全面了解。

　　更根本的長期改革包括：使用有形股本杠桿率（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已經在使用）；放棄使用內部模型；實施針對收入波動率的資本要求；通過限制使用復雜的和創新性的金融工具、非傳統銀行業務等方式來降低風險和復雜性。

　　內部建模

　　巴塞爾委員會和其他監管當局越來越關注銀行使用其自己的內部模型生成的風險權重。當監管當局對這些內部模型降低風險權重的程度采取限制時，由于模型的復雜性和不透明性，銀行顯得非常被動。針對這個問題，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審查交易賬戶的建議，這主要針對金融危機時，由于交易賬戶體制而導致的一些破產，包括應對市場風險的資本金不足，以及過度自由的將資產放入交易賬戶的決定權。該建議包括以下內容。

　　改變可交易資產的定義從而限制銀行交易賬簿中的可交易資產；

　　將模型方法論中的“風險價值”改為“預期缺口”，這一根本性的改變會增加建模的復雜性，并將提高對許多資產的資本要求；

　　對流動性不足風險進行更詳細的評估，包括在壓力條件下具有更大流動性風險產品的額外資本附加；

　　縮小內部模型和標準化方法之間的差異。

　　最近，巴塞爾委員會和歐洲銀行管理局（EBA）公布了針對各銀行風險權重差異的初步調查分析結果。關于銀行的銀行賬簿與交易賬簿資產的風險權重報告顯示，各銀行得到的風險權重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對于銀行賬簿資產，銀行資產風險的本質差異雖然可以解釋銀行間風險權重不一致的四分之三，但整體上很難決定這種不一致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現實中銀行間的風險水平差異。剩下的不一致是由兩個主要因素驅動：銀行間模型的多樣性以及監管指引和實踐的多樣性，而隔離這兩個因素的一個方法是，讓不同銀行針對一個共同的假設投資組合計算風險權重。巴塞爾委員會發現，對于銀行賬戶信用風險，這些因素在均值兩側可以產生高達20%的差異，其中主要的差異為違約概率（對公風險暴露）以及違約損失率（零售風險暴露）。盡管該報告淡化區域性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假設的投資組合，三家使用最激進（最低）風險權重的銀行都來自歐洲。而對于市場風險頭寸，不同銀行得到的最高和最低加權風險暴露相差近三倍。除了巴塞爾委員會報告中的數據體現的問題外，監管機構還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銀行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優化風險加權資產”的手段減少其資本要求，即使這其中的大部分不過是反映數據清理和針對更廣泛的一系列風險敞口計劃推出的建模而已；

　　長時間的低利率多大程度上使借款人免于違約，從而產生誤導性的低違約概率估計；

　　未考慮固有的系統性風險和內在聯系，從而低估對其他金融機構敞口的風險權重；

　　由于透明度不足，難以依靠有效的市場紀律。

　　針對數據中發現的問題，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三個政策建議。首先，建議加強公開披露第三支柱中銀行和監管機構數據收集的程度，以提高對銀行使用內部模型計算風險權重的理解；其次，建議提出額外的政策指導以限制銀行和監管實踐的差異；最后，建議限制高級方法的靈活性，比如為風險參數設置基準（監管可以用作評估銀行內部模型的參考點），或者對某些參數進行直接限制，如最低值（甚至固定值）。這些政策建議作為巴塞爾3.5修正案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銀行通過計算其內部風險權重得到好處。同時，由于監管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要求銀行解釋和論證其內部模型得到的權重與標準風險權重之間的差異，這會給銀行增添額外的壓力。

　　壓力測試

　　諸如美國、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愛爾蘭和英國的許多政府和機構，基于定期壓力測試結果要求銀行能夠在嚴重壓力下滿足資本充足率，這就要求銀行持有大量儲備資本，將巴Ⅲ資本充足率作為上述定期壓力測試的基礎和最低要求，利用額外資本吸收主要沖擊。這等同于創建了儲備之上的儲備，而巴Ⅲ中的一個意圖——將資本保留儲備和任何逆周期資本儲備作為吸收沖擊的緩沖機制——被否定。

　　各國監管機構在無須考慮內部模型最低資本標準的國際一致性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壓力測試制定合適的全國性政策，對銀行提出持有資本的要求。EBA近期建議各國監管機構應該確保歐洲主要銀行持有以貨幣量（而不是對資產的比率）計算的最低資本，這延續了EBA 2011年12月的提議（基于EBA更早的壓力測試），卻尚不清楚這將如何阻止歐洲銀行進一步去杠桿化。不過，在完全履行歐盟監管資本要求（CRR）和資本要求指引（CRD）規則的框架下，如果銀行持有足夠的資本以滿足最低CET1資本要求，各國監管機構可以免除這個要求。

　　第二支柱資本附加

　　雖然巴Ⅲ在質量和數量上對第一支柱最低資本都有更嚴格要求，但第一支柱最低要求無法充分捕捉風險，這意味著銀行需要滿足更低的第二支柱資本要求。然而，監管機構在何種程度上采取這條路線還完全不清楚。一些跡象表明資本保留儲備與逆周期資本儲備被一些監管機構認為能部分替代第二支柱資本，但澳大利亞和英國主要或完全通過CET1資本來滿足第二支柱資本要求，而不是通過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的結合。

　　流動性

　　盡管巴塞爾委員會在2013年1月發布了一個流動性覆蓋率(LCR）的修正方案，但在歐盟區，EBA仍然致力于定義高質量流動資產和不同類型存款的合適假定。與此同時，英國顯然不愿意以LCR替換當前的嚴格制度，而要求PRA考慮是否需要要求額外的流動性用以系統性補充LCR。而美聯儲提出，大幅依賴批發融資的銀行應持有額外的資本，這可能成為修訂（甚至替換）巴塞爾委員會提出的凈穩定融資率（NSFR）的基礎。

　　（圖）

　　巴塞爾協議規定的“流動性覆蓋率”旨在確保銀行擁有足夠的資金和易變現資產，以安然度過諸如儲戶擠兌的短期市場危機。圖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崩盤時，發生在馬薩諸塞州的米爾伯里儲蓄銀行擠兌現象

　　向巴Ⅳ過渡對銀行意味著什么

　　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對銀行和經濟的綜合影響，層層添加的審慎性可能會降低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但與之伴隨的年增長率的永久性降低是一個高額的成本。

　　巴Ⅲ向巴Ⅳ的過渡對銀行的影響將是顯而易見的。

　　銀行可能會面臨顯著提高的資本要求，這由以下幾點的共同作用形成：更高的最低杠桿率、基于內部模型的敞口計算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對最低資本要求的壓力測試和第二支柱儲備施加更嚴格的監管方式。這將要求銀行持有更多資本或減少表內外活動，從而提高成本，并降低銀行為個人、企業及其他銀行客戶的可用融資。

　　此外，銀行可能需要改善資本管理，尤其是要完全清楚支持各項業務所需的資本，并與戰略、風險偏好和商業模式聯系起來。

　　不可忽略的是，由于資本比率和內部建模將采用更低的風險敏感方法，迫使銀行重新評估低風險與高風險業務之間的平衡。一旦流動性需求得到滿足，銀行會有很強的動機減少其低風險資產（包括主權債務、其他高評級證券、優質抵押貸款、高質量企業貸款和完全擔保敞口）的持有，這可能導致一些銀行的商業模式發生重大轉變，從而使融資的價格和可獲得性發生重大變化。

　　在此要提到并行路線。事實上，除了巴Ⅲ標準，銀行還面臨許多其他關于資本和流動性的監管改革計劃。巴Ⅲ只是監管模式改革多樣性中的一個元素，并行路線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為監管機構提供一種繞過和邊緣化巴Ⅲ的方法，但仍可以看作是對巴Ⅲ的補充。不過，無論哪種方式都會顯著增加監管負擔。除了巴Ⅲ和形成中的巴Ⅳ，銀行還要考慮前面所提到的因素對其策略和商業模式的綜合影響；政策制定者們也需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對銀行和經濟的綜合影響，層層添加的審慎性可能會降低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但與之伴隨的年增長率的永久性降低是一個高額的成本。

　　（作者為平安銀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