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半年等待及徘徊的深圳前海人民幣跨境貸款試點1月28日終于開閘，意味著前海區域貨幣創新改革進入實施階段。下一步，外資股權基金、股權投資母基金、要素交易平臺等多項金融創新“大戲”將在前海這個“試驗田”陸續上演。臨近香港的深圳前海正試圖以跨境人民幣業務推進資本項目開放，打破傳統金融市場系統的桎梏。

　　溫州民間資本運營、麗水農村金改、海西兩岸金融合作平臺……各有特色的區域金融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進。地方金融創新試點的模式能否走向全國，進而推動金融市場整體改革？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金融機構人士認為，金融市場改革需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標，在改革進程中應注意金融市場分散化和集中化發展的平衡，以及國家、地方、草根金融發展和創新的銜接和互動等問題。

　　□本報記者 張莉

　　跨境貸試水 “前海試驗”多維展開

　　在1月28日舉行首批跨境貸的簽約現場，20億金額的簽約竟云集了多位銀行“大腕”。前海人民幣跨境貸款試點首批跨境貸共涉及26個貸款項目，對應15家在前海注冊的企業，出人意料的是有15家香港銀行加盟。

　　多家外資銀行高層興奮地討論著前海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及未來藍圖。一位來自香港金融機構融資部的參會人士感慨，香港銀行界對前海人民幣跨境人民幣貸款的熱情可謂空前高漲，意味著香港金融界對前海金融開放與發展寄予厚望。

　　建立境外人民幣回流渠道最初源自香港人民幣市場發展的現實需要。隨著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在港銀行沉淀了大量的人民幣資金。盡管目前境外直接投資(FDI)以及小額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兩類渠道能夠讓這批資金部分回流到內地，但由于回流機制缺乏、流動性的不足限制著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與人民幣走出去。在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看來，隨著回流渠道的逐步拓寬，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活躍度將會明顯增加。

　　“目前允許前海向香港銀行進行跨境貸款只是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的第一步，前海金融開放的下一個動作應是外資股權投資基金試點的‘落地’。”中國社科院政經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劉東民曾參與制訂前海金融產業專項規劃，在他看來，按照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機制設計，一方面是通過跨境貸業務創新人民幣回流渠道；另一方面，擴大人民幣回流規模是拓寬回流渠道的重要內容。“這個創新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更重要，但難度更大，如果通過在前海運營的企業貸款業務能夠做到監管有效，勢必會進行推廣，也算金融改革的一個階段完成了。”劉東民說。

　　實際上，除了人民幣回流機制通道的建設之外，前海未來金融創新政策將逐步“落地”。按照前海今年計劃，前海股權投資母基金、外資股權投資基金等先行先試政策的細化規則將逐步出臺。同時，前海前期方案設計將開設允許境內居民直接投資港股市場的專項QDII試點，有消息稱前海管理部門正向監管層提交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的申請及方案。

　　“前海試驗區主要不是為深圳或者為國家增加多少GDP；而是要創造標準，創造引領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種可以借鑒的模式。”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說。從國務院給予的22條批文來看，前海金融創新改革的定位是將前海建設成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范窗口。無論是跨境人民幣貸款、還是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或者允許外資股權投資基金進入前海，探索在資本結匯、投資、基金管理等方面新模式，這些創新型的舉措最終是形成一套能夠標準化示范推廣的“前海模式”。

　　目前，作為金融創新試點的前海平臺已被各方視為爭取政策紅利和境外金融資源的“要地”。以弘毅資本為例，他們希望通過與前海管理局合作共同建設股權投資中心，募集海外的優質資金，在前海打造全球私募股權投資中心。而深圳本土香江、中科創等金融控股集團也開始加速進駐前海，未來或設立保險、小額貸款、擔保、資產管理、私募股權等分支機構，在前海平臺形成龐大的金融產業圈。

　　“前海地區實際上是一個同城化概念，需要借助人民幣國際化的契機，融合兩種經濟體系，進而形成深港兩地共有的區域金融中心。”前海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宋敏說。不少熟悉金融市場改革的業內專家分析，前海除了能成為香港人民幣資金回流通道，活躍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隨著跨境人民幣業務推廣，將衍生出市場化利率的形成，有助于國內金融改革邁向實質性發展。

　　模式“霧里花” 多項制度藩籬待破

　　盡管業界對金融創新的“前海模式”充滿期待，但面對離岸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經濟改革使命，前海的壓力不可謂不大。如何在資本管制與金融開放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實現香港與內地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前海金融改革進程中需要破解的難題。

　　以跨境人民幣貸款為例，在試點正式啟動之前，央行及外管局擔憂企業獲批拿到香港銀行貸款后轉貸從中賺取息差，擾亂內地信貸市場。“在實踐操作中的難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口子不能開得太大，現在還不能保證整個金融體系適應一個開放的環境；二是防止這種局部試點的過程產生嚴重的套利，這與整個設計前海制度的初衷是相違背的。”劉東民分析說。

　　在實踐操作中，跨境人民幣貸款利率自定規則引起了多方猜測。多家簽約跨境貸項目的香港銀行代表均表示會視項目商定利率但并不方便透露，且會對前海貸款采取審慎的風險評估，貸款額度方面不會放得太松。

　　另一方面，如何將香港的制度基因植入內地金融市場，實現不同商業模式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考驗著這個區域金融創新的開放度與容忍度。“整體來說，港深之間的配合可以更密切一些，比如在政策制定、深港合作等方面。不過，將香港經驗全部移植過來，可操作性不大，這實際上需要制度層面的創新。”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助理總研究主任方舟表示。

　　對于許多熟悉深圳歷史的人而言，這個曾經引領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一直以來有著外溢式發展的傳統思路。當年以制造業為主導的“蛇口模式”正是通過打破傳統體制障礙，吸引外資等企業入駐，使深圳得以先于其他城市高速經濟增長。相比當年的“蛇口模式”，前海同樣希望通過國家級戰略的“綠燈”打造出一個體制創新的“試管”。在這個“試管”中，跨境貸款、人民幣債券、外資股權投資基金、要素交易平臺等觸及現有資本管制之墻的金融要素均被容納其中，而直接參與者是香港和深圳雙方。

　　目前來看，被賦予計劃單列市級別的前海區域已被允許引進香港的貿易法規、規劃制度以及商業管理方法，前海深港聯營律師事務所、前海專家委員會等機構先后設立，前海E站通服務體系建設方案也直接參考“香港效率”，簡化前海項目行政審批流程，一系列的制度創新舉措保證了前海金融改革有序進行。

　　不過，在“復制”香港的過程中，前海改革的推進也并非一帆風順。參與前海制度設計的有關人士坦言，涉及體制機制的創新在實踐層面上仍有操作的難度。例如，在借鑒香港方面，由于內地整體制度環境難與香港接軌，前海在擬定合作區條例時并未將具有香港標志概念的法律條文引入其中。前海專家咨詢委員會顧問、中銀國際副執行總裁謝涌海也提出在前海頂層設計上考慮設立超級金管局，將銀行、證券以及保險機構的監管均納入同一部門，進而實現混業經營和監管的跨界運作。但由于涉及過多部門協調，該方案最終被否決。

　　此外，基于多部門協調運行的前海管理機制需要加快政策“落地”速度。據專家分析，一批涉及前海企業運行、金融機構入駐管理、審核標準以及業務操作流程等具體細則政策仍未落地，使不少企業或金融機構對前海的認識仍然十分模糊，前海未來能否真正引領金融改革開放，目前仍是未知數。

　　防套利風險 從區域到全國路有多長

　　“不同地區金融改革試點部分是帶有全局性的，部分是帶有區域性和專題性的，區域金改試點發揮合力才能共同探索未來金融市場的發展路徑。前海模式如果成功，無疑將為形成全國各地適用的游戲規則提供經驗。”在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看來，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前海金融改革是具備全局意義的。

　　縱觀金融改革的發展歷史，我國金融市場系統的改革早已從管制型體制的突破轉移到市場化制度的建設。以1993年為界，此前金融改革集中在突破高度壟斷的金融機構體系，此后則建立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系統為主，往往遵循從頂層設計到金融監管的路徑。如今隨著現代金融市場多元化復雜化發展，金融改革更傾向于解決來自于民間金融資源配置以及市場化金融秩序建設的技術性操作，自下而上的試點推廣模式則成為本輪金融改革的主流，這也催生了全國各地的金融改革方案。

　　不難發現，金融改革正在進入快速推進的階段。僅從2012年來看，3月份，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由此拉開了全國新一輪金融改革的序幕；4月12日，深圳出臺加強改善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意見稿，支持前海大力發展股權交易中心、股權投資基金發展；天津濱海新區則出臺了包括金融創新的18項舉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金融改革與創新也在快速推進。

　　楊濤分析，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國家層面的政策突破直接相關，如果貿然做大動作的改革將會影響整個金融系統。而溫州金改側重解決民間資本、小企業融資等“草根金融”的困境，至于南沙、泉州等其他城市區域金改的核心是集聚金融資源，服務于當地經濟增長和財稅。與上述城市相比，起步于跨境人民幣貨幣試驗的金融創新方案，最終指向的目標是金融市場的真正開放。

　　不過，在金融試點推向全國的過程中，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場開放和傳統資本管制的現實背景，諸如前海等試點模式可能給金融市場帶來系統風險，使區域金融創新難免遭遇“發展過快、違背改革秩序”的質疑。對此，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強調，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并不是簡單的先后關系，而是循序漸進、協調推進的關系。在他看來，金融改革“先內后外”的改革次序只是一種理想化設計，而實際情況往往是內外協調推進并相互促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譽所長夏斌指出，未來金融戰略的取向，必須也只能是在一個歷史過渡時期內，國內金融加快“充分的市場化”，涉外金融包括匯率、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內容應追求“有限的全球化”。同時，不管是國內的改革措施還是對外的開放措施，無論何時采取、采取力度有多大，都必須始終警惕是否有利于構筑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網。

　　陸磊表示，只有保證民間草根等多元化金融主體參與、防止套利風險的預案安排以及設置宏觀金融安全網這三方面，才能做到從試點推向全國，實現在控制風險的基礎上推動整體金融市場改革。“如果這三者都考慮周全，金融市場完全放開都沒有問題，改革完全可以遵循試點、總結經驗、推廣、放開的路徑來進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