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玲 程亮亮

　　昨日的上海陸家嘴冷風嗖嗖，位于浦東大道9號的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內則在經歷一輪又一輪“溝通”。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一位工行上海分行原普陀支行信貸科科長被指“利用職務之便借取多名客戶資金高達千萬元并卷款而逃”，多名借款人昨日前往上海分行進行交涉。

　　昨天晚間，工行上海分行正式回應稱：“近日，本行收到反映，稱本行原普陀支行員工劉遙(已離職)，有以個人名義向他人借款的現象，因未按期還款而引發債務糾紛。我行對劉遙在本行工作期間經手的業務進行了全面核查，未發現與本行業務有關聯情況，屬于其個人行為。本行將積極配合警方調查此案。”

　　在業內人士看來，銀行員工“個人”行為引發糾紛正不斷增加，將對銀行內部控制和監管部門提出挑戰。

　　劉遙的“雙重身份”

　　事實上，牽涉此次事件的除了工行的劉遙，還有溫州銀行上海分行前員工徐鋒。一位楊姓借款人對本報記者透露，此次“交涉”涉及的資金總計5筆、共1280萬元，其中最高為440萬元。

　　“徐鋒的前東家是工行，和劉遙是同事，我們都是徐鋒在工行工作期間的老客戶，之前已經與徐鋒進行過多次合作，包括給貸款客戶做‘過橋’以及月末提供存款等。”該位借款人對本報記者說。

　　據借款人向本報記者提供的書面資料：“2009年至去年12月初，溫州銀行上海分行客戶經理徐鋒以其銀行貸款客戶需要過橋資金為名，多次向多名受害人借取資金高達數千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所謂的“合作”借據中，徐鋒為直接借款人，劉遙是擔保人，徐鋒要求借款人將資金打入一個在工行開立的名為“胡艷”的中間賬戶；換句話說，出面借款的一直是徐鋒，劉遙表面上是擔保人角色。

　　“東窗事發”發生在去年12月中旬。12月14日前，包括楊姓借款人在內的借款人資金先后到期，但徐鋒和劉遙均稱資金用于幫助銀行客戶墊付貸款之前的還款資金，而客戶因征信報告有問題而暫時無法獲得銀行放款，因此還款時間需要延后。

　　2012年12月14日，上述楊姓小姐才被告知徐鋒將這些資金轉借給了劉遙，而劉遙并未將該筆資金如當初所說用于銀行貸款“過橋”，而把資金用于歸還自身債務；至此，劉遙的“雙重身份”被曝光，即“胡艷”賬戶的實際控制人早已為劉遙。

　　截至目前，借款人都已無法與徐鋒和劉遙取得聯系。據了解，劉遙已于去年年底向工行遞交辭呈，而徐鋒同樣也于去年底向溫州銀行上海分行遞交辭職報告，目前兩人均已不在兩家銀行供職。

　　溫州銀行上海分行有關人士則稱，徐某辭職之時，并未發現其職務行為存在問題。

　　借款人：“要求工行負責”

　　據本報記者了解，徐鋒已與一些借款人“合作”多年。以上述楊姓借款人而言，往年一般每年做4或5次，口頭承諾的利息為千分之一點五或千分之一點八，“但之前都按時還款，并未出現逾期的情況。”該人士說。

　　另一位借款人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透露，事后他們曾經聯絡上劉遙，據劉遙所說之所以會欠下巨款，是因為其之前在商品市場炒作白銀期貨而產生巨虧，被逼無奈借了幾千萬高利貸，繼而開始采取各種方法籌集資金填補窟窿。但截至昨日發稿，本報記者仍無法聯系到劉遙本人，因此該種說法尚未得到最終確認。

　　據借款人提供的資料，徐鋒與劉遙最終無法歸還貸款之后曾透露：“自己只是走投無路才會用這種手段來向你們借錢，現在真的無力償還。”隨后，兩人逐漸開始躲避債權人，并將其家人轉移。

　　“我們事發后才知道，劉遙實際上已于2009年離婚，但離婚之后并未分居。”前述楊姓借款人對本報記者說，“比如朋友聚會，他們還是會一家三口一起出席，直到事發后我們找到劉遙的妻子，她才撇清關系說房產資產都在她名下，都與劉遙無關。”

　　該人士繼續說：“我們從相關渠道獲悉，普陀區公安曾在去年10月接到報案，稱工行劉遙‘詐騙’借款人520萬元資金無法歸還；如果該消息屬實，為何工行沒有獲得相關信息，劉遙還能在12月份繼續向客戶借款？”

　　“我們要追究工行監管失職，讓員工利用職務之便進行詐騙，”當問及借款人“交涉”訴求時，多位借款人說，“讓工行對此事負責。”

　　據本報記者了解，借款人已向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經偵部門報案，案件進展仍為受理過程中，目前尚未立案。

　　而在昨天借款人與工行上海分行高層進行溝通之時，警方人員同樣到場，并表示可以通過司法程序，借助司法力量解決此事件。

　　有相關領域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劉遙與徐鋒之所以能從上述借款人處籌集資金，與其當時所擁有的銀行工作人員身份不無關聯，工行上海分行與溫州銀行上海分行均存在一定疏于監管的責任。“但由于其借款的最終行為屬于個人行為，所以很難定性銀行存在連帶責任。”該律師說。

　　叩問銀行基層員工監管

　　銀行基層員工或前基層員工“出事”已并非個案。

　　一位接近監管部門人士昨天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今年肯定越來越多，去年從溫州地區開始，今年開始波及其他地區，與債務鏈條有關。”

　　一段時間以來，華夏銀行嘉定支行員工私賣高收益理財產品令客戶巨虧、工行金華分行前員工“私賣”理財產品案件，以及浦發銀行鄭州分行二十一世紀支行前副行長馬益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等，均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銀行的總分行制度造成分支機構責任大，但權力和調動資金的規模也非常大。”一家股份行相關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在風險事件產生時，一些支行人員對分行瞞報、不報的現象確實存在。”

　　2012年，銀監會專門下發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績效考評監管指引》明確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績效考評指標應包括五大類：合規經營類指標、風險管理類指標、經營效益類指標、發展轉型類指標、社會責任類指標。

　　“在計算風險管理類指標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充分考慮考評對象風險分類、識別和計量的準確性。”該指引明確規定，“對于發生案件的考評對象，應當調低績效考評等級。”這也就意味著，一旦發生案件，支行行長就可能“位子不保”。

　　“銀行員工的8小時外監管確實是個很大問題。”上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稱，目前銀行也會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家訪、家庭開放日、員工談心、背對背誠信舉報等，但總體來說手段方法仍然有限。

　　該人士繼續說，銀行基層員工犯錯主要集中在三類：一是柜面操作員工，二是對公客戶經理，三是理財客戶經理。“對于柜面操作員工來說，由于技術控制手段加強，偷刷盜用客戶卡的案例已越來越少。”他說，“目前出事最集中的就是在后兩類，信貸經理和理財客戶經理相對自由、接觸面大，客戶資源又多，非常難于管理。”

　　該人士繼續稱，銀行基層員工“出事”也與薪酬體系和激勵機制有關，銀行缺乏“忠誠文化”，銀行不能把員工作為完成指標考核的機器，員工也不能把銀行作為撈錢平臺，雙方不應該是“相互利用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