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疲弱難題”紓解之道

　　文 | 本刊記者 孔志國 本刊特約記者 李瑜

　　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調整與消費升級換代的交匯點上，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發展趨勢，升級供給結構，提升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是經濟轉型的重中之重。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技術升級換代，可以把這幾個訴求連接在一起，是提升有效供給能力的關鍵。

　　2016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33萬億元，同比增長10.4%，增速水平處于歷年低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亦在2016年降至個位數，消費及投資需求放緩明顯。與之對應的，是百萬億元的“不活躍貨幣”，似乎需求疲弱這事兒并不是“錢”的問題。帶著這個疑惑，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建設銀行首席風險官黃志凌先生。黃首席認為，中國目前的需求疲軟不是因為少錢，而是因為供給能力沒跟上。發展高端制造業，可以在提升我國供給水平和能力的同時，增加投資需求，滿足高品質的消費需求，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

　　“需求疲弱”背后是“供給疲弱”

　　《英大金融》：就宏觀經濟而言，總需求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凈出口三大部分構成。根據常理分析，我國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理應處于一個高增長周期?？蓺埧岬氖聦嵤牵嘘P需求的交易數據過于“疲弱”。2012年以來，三大需求的實際交易數據皆呈下行走勢。并且，以企業定期存款和居民儲蓄為主的“不活躍貨幣”，超過160萬億元，相當一部分處于睡眠待喚醒狀態，這意味著，巨大潛在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有人戲言，我國需求結構早已升級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本世紀初狀態，導致了這一尷尬現象的產生。難道，我國多年提振內需的努力效果不明顯，確實要歸咎于“供給”？

　　黃志凌：是這樣的，有效供給能力不足，是經濟供需結構不匹配深層次矛盾形成的根源所在。

　　產品結構不能因時而動，或者品質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等原因，讓人們無法消費、不敢消費，并進而選擇“儲幣待購”、境外購買，從而出現了低端產品過剩與高端產品短缺，國內部分產品滯銷與國外部分產品熱銷的市場反差。我國境外游在整個社會消費總額占比居高不下，前兩年“到日本買馬桶蓋”風靡一時，都是供給結構升級緩慢、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嚴重抑制居民現實消費需求的鮮活例證。

　　《英大金融》：除了供給能力，在供給的方式方面，我們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黃志凌：原來我們還可以認為傳統商業模式負有部分責任，因為即使在最大的購物中心，消費者想及時得到全部商品信息，全面比較同一類商品的質量、功能與價格，難度也很大，信息不對稱，這就致使某些應該轉化為現實消費需求的潛在消費需求被延宕、無視甚至壓抑。現在，“電商”的普及，基本上化解了這一問題，最主要的癥結還是我們自身的有效供給能力不足。

　　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表現充分佐證了這一點。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出口之所以差強人意，除了國際市場需求減少、人民幣升值這樣拿來說事的外因，難以言說、可能是更重要原因的“隱疾”是拿得出來的高端產品屈指可數。

　　現在，國際商品市場的流行色是“物美”壓過“價廉”，如果產品質量與功能的競爭力很強，即使價格高，也有市場，如果產品質量與功能沒有競爭力，價格低也不會有多大市場。蘋果手機、好萊塢電影就是最好的說明。

　　但有研究指出，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中，60%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生產出口的，產品制造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方手中。西方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普遍在80%以上，我國還不到50%。

　　《英大金融》：除了商業性商品和服務的供給，政府的政策和治理供給承擔什么樣的角色？

　　黃志凌：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年階段，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如果到位，能夠有效推動居民消費逐步從耐用品向服務升級，從而拉動消費快速增長。這些年，雖然通過持續加大投入有所改善，但我國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體水平仍然偏低，抑制了城鄉居民相關消費需求以至公共消費需求。例如，由于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醫療、教育資源分布城鄉不均衡，農村家電、汽車、網絡、健康、文化等相關消費需求未能完全釋放。

　　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一石三鳥”

　　《英大金融》：提升供給能力，要以什么為突破口，有沒有一舉多得或者四兩撥千斤的思路？

　　黃志凌：有，高端裝備制造。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調整與消費升級換代的交匯點上，怎樣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發展趨勢，升級供給結構，提升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是經濟轉型的重中之重。因此，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技術升級換代，可以把這幾個訴求連接在一起，應該說是提升有效供給能力的關鍵。

　　《英大金融》：國際上有成功實踐或者樣板嗎？

　　黃志凌：放眼全球，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高端裝備制造業一直處于全面領先地位，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國家則在奮力追趕。

　　美國高端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23倍，在高端制造業的存量領域，美國企業構筑的“高邊疆”是中國同行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逾越的壁壘。波音公司2012年的營業額就達到了817億美元，儲備訂單價值達到3900億美元，而下轄500家子公司、26家上市公司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2016年的營業收入僅為55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國還想進一步擴大優勢，美國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并設立了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數字制造和設計創新中心等專門研發機構。身為全球制造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德國緊隨美國之后，在2011年舉行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了“工業4.0”的大體概念，在此后推出的《高技術戰略2020》中更將“工業4.0”作為十大未來項目之一。

　　《英大金融》：從產業整體看，我國的高端裝備制造是什么情況？

　　黃志凌：數據顯示，我國近幾年高端裝備制造成就呈上升態勢： 2013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比整體出口增速高1.98個百分點；2014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2.3%，比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快5.3個百分點；2015年，智能制造裝備產業銷售收入超過1萬億元，國內市場占有率達到50%；預計到2020年，高端裝備制造業規模在裝備制造業中的占比將從現在的10%提高到25%。

　　但整體而言，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與美歐日有很大差距，成為國際競爭力的短板。與它們相比，高端產品特別是高精尖產品生產能力不足，不僅成為制約我國供給結構升級、提升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主要瓶頸，甚至已危及到國家經濟安全。最近10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制造業的市場控制度不斷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3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英大金融》：加快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已經時不我待，國家相關部門和企業該怎樣應對和推動？

　　黃志凌：2015年6月份，國務院成立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是一個很好的信號。但是，未來政策取向還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為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第一，組織實施裝備制造業技術升級專項計劃，集中國家優勢資源，培育特色裝備制造基地，發揮產業鏈輻射效應，提高重大技術裝備成套能力，落實有關稅收、補貼政策，在若干領域內實現跨越式發展。

　　第二，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品種，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支持裝備制造企業升級改造。如建立創新研究、產業孵化方面的支持基金，為相關企業上市創造寬松環境，引導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向高端裝備制造及裝備制造業升級領域傾斜，等等。

　　第三，大力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所需關鍵技術，提高產品生產能力和服務水平。推廣先進工藝技術，推進制造過程信息處理、生產控制、資源管理、質量檢測、環保處理等典型環節的流程化再造，搭建產業技術和創新服務共生性平臺，為關鍵制造裝備研發和技術成果轉化提供便利。

　　第四，依托國家相關人才工程、計劃，培養、引進裝備制造業尖端人才、急需緊缺專業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提升裝備制造業人才國際化水準的同時，發揮企業、科研院所、高校、職業院校和其他培訓機構的平臺作用，增強人才的實用性和創造力。

　　第五，推動中國外貿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所謂“優進”，就是從我國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根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有選擇地向發達國家開放高端裝備市場，積極引進短缺的材料、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重要零部件；所謂“優出”，就是不僅要出口高檔次、高附加值產品，還要推動產品、技術、服務的“全產業鏈出口”。通過中國企業與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全面競爭與合作，倒逼其不斷提高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

　　《英大金融》：做到以上五點，我們會收獲什么？

　　黃志凌：考慮制約有效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是裝備技術水平低下，而一般制造業的裝備技術水平又是由生產高端裝備的基礎制造業技術水平所決定的，所以只要產業政策方向明確，措施精準，高端制造業的甫興將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解決當前投資方向迷惑、有效投資需求不足的問題，二是經由產品創新喚起市場潛在消費需求，三是保持并增強出口對國家經濟的貢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