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銀行豪門恩怨

　　文 | 吳福明

　　在近代上海金融家群體中，杜月笙絕對是個另類。自1928年創辦中匯銀行，到1935年入主中國通商銀行，至抗戰前夕成為70余家金融機構的掌門人或高管。不到十年時間，文盲出身的青幫大佬杜月笙，黑百通吃，長袖善舞，成功“漂白”為上海灘一言九鼎的金融家。而奠定其“金融大亨”地位的正是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的頭銜。別看中國通商銀行規模不大，但其出身“高貴”，在中國銀行史上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家銀行。

　　甲午戰爭后，晚清重臣李鴻章的紅人，洋務運動的主要“操盤手”盛宣懷奉旨“招商集股，合力興辦”。這家國人自己的第一家銀行，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1897年5月27日，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外灘6號正式開張。該行招商股500萬兩，先收一半，股份構成中基本上來自盛宣懷的“朋友圈”。該行成立伊始即獲得發鈔權并代收庫銀，全國各大行省均先后設立分行，業務盛極一時，一度有問鼎國家銀行之勢，但不久隨著戶部銀行（大清銀行）與交通銀行的問世，其國家銀行的光環漸失。

　　盛去世后，通商銀行的控股權落到盛宣懷的前大管家傅筱庵的手中，面對其時動蕩的時局，傅筱庵把寶押在在北洋軍閥孫傳芳身上，用通商銀行的資金暗助孫傳芳。不料，因北伐軍至，孫傳芳出逃。1927年5月，傅筱庵被蔣介石以支持孫傳芳、效忠北洋軍閥的罪名下令通緝，于是逃往日本人殖民下的大連。只好求助酒肉朋友，海上聞人杜月笙。經過杜的一番活動，四年后通緝令撤銷。傅筱庵為“感激”杜月笙，便推薦杜擔任董事。杜月笙趁機“塞”進了一些自己人，其時銀行保持收支平衡，并有盈余。杜月笙雖然只是該行的董事，但很快借助宋子文等官僚資本“上位”。

　　1935年上海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商銀行風險陡增。此前呆滯放款比重大，一直是中國通商銀行的一個致命傷。而此時傅筱庵又讓銀行花巨資建造大廈，資金鏈吃緊。此時有一個人對中國通商銀行很感興趣，他便是宋子文。

　　宋子文對傅筱庵侵吞盛家財產向來不平，于是他在幕后指使杜月笙等準備趁機吞并中國通商銀行，而杜月笙更是求之不得。于是便給傅筱庵設下陷阱，誘使傅筱庵把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出讓給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

　　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連夜動工把大廈的金字掉換名稱，引起外界紛傳：中國通商銀行連大廈也得出讓了。此時中央銀行對通商銀行又處處刁難。杜月笙派人在外邊大肆宣傳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的消息，存戶紛紛提款。在內外夾攻下，傅筱庵雙手捧了通商銀行資產負債清冊，黯然離開。

　　杜月笙便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面維持，面對擠兌風潮，他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露出一些真鈔，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廢紙。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大把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召集煙、賭、娼各界老板開會，要他們不要趕這個熱鬧來添亂子。這些老板們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擠兌風潮隨之漸息，中央銀行隨后向中國通商銀行注資100萬元，危機終得解除。

　　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推杜月笙為董事長，海上聞人借外力終于取得了這家身世顯赫銀行的控制權。杜實際上是官僚資本的“白手套”，在官僚資本吞并上海金融資本家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之后，他更被推為中央銀行的董事，在金融業內的地位達到頂峰。

　　1938年傅筱庵叛國投敵并就任偽上海市長，他對杜月笙搶走其地盤耿耿于懷，除圖謀破壞留在上海的中國通商銀行部分機構外，還對杜月笙控制下的中匯銀行等金融機構下手。杜月笙派人警告，傅不得不暫時作罷。

　　此時，軍統上海站負責人曾與傅筱庵聯系，希望他為刺殺汪精衛提供便利，傅筱庵馬上向日本人告密，軍統上海站由此遭重創。蔣介石聞之對其漸生殺機，密令戴笠設法將其“制裁”。人在重慶的杜月笙遙控其在上海的門徒，暗中幫助軍統策反并收買了傅筱庵身邊的最親信仆人兼廚師朱升源，1940年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在熟睡之際，被朱升源用菜刀砍殺。隨后朱在軍統安排下逃往重慶，杜月笙派人安排了朱的生計問題。

　　1941年后，杜月笙在重慶等后方繼續經營中國通商銀行，業務頗有起色。抗戰勝利后，該行存款一度回升，1946年杜月笙又因貸款給軍統局的關系得益不少。

　　1947年，中國通商銀行50周年大慶時，宋子文等政、商名流前來捧場。杜雄心勃勃，他在特刊號上祝愿中國通商銀行“繼往開來，靳求新生”，但在之后的兩年間，該行購買的大量公債因法幣崩潰在通貨膨脹中化為烏有，其他資產也被官僚抽逃殆盡。

　　（作者系經濟史博士，專注研究證券、土地金融及其文物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