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徐憲平

　　新浪財經訊 12月17日，第十九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新時代 新思想——致敬改革開放40年，慶祝北大建校120周年”。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徐憲平出席論壇并發(fā)言。

　　徐憲平曾任長沙市副市長、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等職務，他在演講中講述了20多年前，長沙分離企業(yè)子校和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案例，尤其是在推動社保制度改革過程中，險些因“挪用養(yǎng)老保險金”釀成大風波，幸而，勞動部實地了解到長沙市的改革舉措是真心實意想把社保基金做大，最終認可其改革行為。

　　徐憲平通過自己的改革經歷總結了五點啟示：第一是改革試點的靈魂是突破；第二，改革成本需要共同承擔；第三，政府重在營造市場環(huán)境；第四，改革需要試錯容錯；第五，改革者要勇于擔當。

　　徐憲平提醒大家，改革是一場變革，是一個創(chuàng)新，要鼓勵探索，允許失敗。對探索者要予以積極的支持，對失敗者要秉持寬容的態(tài)度，防止改革中的“領頭羊”變成“替罪羊”，唯真改革者不試問。

　　“重大的改革舉措需要政府企業(yè)社會在認識上，目標上，行動上形成共識，更需要三者共同承擔改革成本，共建共治共擔共享是一條基本原則。”徐憲平表示，改革仍然需要在先行先試中突破，仍然需要基層首創(chuàng)與頂層設計的有機結合，仍然需要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有效互動，上下統(tǒng)一。

　　以下為發(fā)言實錄：

　　徐憲平：尊敬的劉俏院長，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同學們！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即將進入第40年，在這奔騰不息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有多少艱辛的探索、偉大的創(chuàng)造，有多少可歌可泣，令人蕩氣回腸的故事：從真理標準的討論、小崗村農民的生死狀，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這一幅幅的歷史的畫卷展現在我們面前，也像一面面高揚的旗幟引領我們一路前行。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有企業(yè)改革破冰啟航。我那時在長沙市政府工作，負責國有企業(yè)改革。作為基層一線的一個改革的參與者、推動者，經歷了許多的事情，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今天，我想列舉兩個案例，結合當前改革的實踐，談五點啟示。

　　（小標）20年前國企面臨管理落后、包袱沉重等多重問題

　　從當時的改革背景看，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發(fā)表南方談話，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劃分姓資姓社的標準，就是“三個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實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年召開的十四大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轉換國有企業(yè)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這是當時改革的大背景。

　　國有企業(yè)要進入市場面臨三大問題：一是體制問題。管理落后，技術創(chuàng)新缺乏活力，人員、資產不能流動，勞動、工資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二是結構問題。“小而全”、“大而全”，支柱產業(yè)不強，優(yōu)勢企業(yè)不多，企業(yè)集約化、專業(yè)化程度低。三是包袱問題。沉重的人員包袱，債務包袱和企業(yè)辦社會的包袱，嚴重地削弱了企業(yè)的市場競爭力，扭曲了企業(yè)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

　　從國企的困境看，請看這張表上的數據，政府推進改革面臨的棘手問題，兩句話形容：“人往哪里去？錢從何出來？”全國國有企業(yè)富余人員2400萬人，每年工資支付達960億元，比上年國有工業(yè)利潤還要高100多億元；財政部調查的3.7萬個國有企業(yè)，平均負債率達到75%。如果扣除清產核資后的國有資產虧損額高達80%以上；全國企業(yè)辦的醫(yī)院的病床數占全國病床總數的三分之一，全國企業(yè)辦的學校達到1.8萬多所。1995年，從全國看，國有企業(yè)虧損面為44%，虧損額達到527億元。從長沙看，虧損面為39.1%，虧損額達到2.37億元。

　　（小標）案例一：長沙走出分離企業(yè)子校新路子

　　我講的第一個案例：分離企業(yè)48所子校。1996年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第97次總理辦公會，把長沙列為“優(yōu)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這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抓的一項重大的改革。所謂“優(yōu)化資本結構”試點，就是以國有企業(yè)為重點，以城市為依托，以“增資減債、擇優(yōu)改造、分流分離、兼并破產”為主要內容，通過發(fā)揮城市的整體功能和綜合優(yōu)勢，通過推進相關配套改革，讓國有企業(yè)轉換機制輕裝上陣，進入市場。記得國家經貿委在南昌召開試點城市培訓會，我在會上發(fā)言，講了兩個觀點：第一，“試點的靈魂就是突破”。沒有突破試點就失去了意義；第二，“突破在地方，規(guī)范在中央”，地方在試點中創(chuàng)造的突破性經驗，如果實踐可以推廣，應該上升為中央的規(guī)范性政策。

　　為了尋找試點的突破口，當時我們的市委書記帶領市委市政府先到特困企業(yè)“蹲點”調查，召開市委常委會議研究如何解決國有企業(yè)重點難點問題，最長的一次會議開了9個小時。最后一致認為，政府要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圍繞把企業(yè)培育成真正的市場主體，減輕企業(yè)負擔，增強企業(yè)活力，把長沙市市區(qū)48所企業(yè)子校一次性分離出來，交給教育行政部門來管理。

　　這48所子校教學質量不高，有些因企業(yè)經營困難，辦學經費得不到保障，骨干教師大量流失。經測算，教育部門接管后，每年辦學經費需2000萬元，還不含基建投資和設備添置。我們采取多方籌措、共同承擔的辦法，把城市教育附加費提高一個百分點，籌集了1500萬元資金，辦教育是政府的事，財政增加教育經費撥款500萬元，同時把子校的資產、土地一次性無償移交給教育行政部門，國土、房產部門免費辦理產權及過戶手續(xù)，真正做到了改革的成本政府、企業(yè)、社會共同負擔。這一成功的經驗，得到了國家經貿委的充分肯定，并且在全國大力推廣。

　　（小標）案例二：“買橋”助力社保制度改革

　　第二個案例，推進社保制度改革。社保制度是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重大配套措施，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基礎性工程。當時面臨的狀況和問題是，社保改革剛起步，制度不完善，企業(yè)很艱難，資金缺口大。1996年，我們加大兼并破產力度，全市就有13家破產企業(yè)，涉及到上萬名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繳納不起社會保險費用的單位，比例占到了參保單位的38%，拖欠了4350多萬元。從國家到省里，社保管理機構是分割、重疊的，勞動部門管企業(yè)，人事部門管機關事業(yè)單位，鐵路、民航、郵電、銀行等11個經濟效益好的行業(yè)實行行業(yè)統(tǒng)籌。社會保險最大的兩個功能——互助共濟、防范風險的功能，幾乎喪失。地級市政府非常艱難，一方面要在持續(xù)漸進的改革中完善制度，彌補缺陷，另一方面開動腦筋，千方百計要“找米下鍋”，解決“僧多粥少”的問題。

　　在制度創(chuàng)新上，保險范圍從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到養(yǎng)老保險，養(yǎng)老保險從“差額統(tǒng)籌，差額下撥”到“全額統(tǒng)籌、全額下撥”，保險覆蓋面從國有企業(yè)到非國有企業(yè)。最大的困難就是資金籌措。我們調研中了解到，長沙市勞動局1.1億元資金，存在銀行，每年利息收入1018萬元。湘江上有兩座大橋，每年收費3800萬元，扣掉運營維護成本后有純收入3200萬元。擁有這兩座大橋產權的市建委，正需要一大批資金啟動環(huán)城公路建設，解決市區(qū)交通擁堵狀況。于是，市委市政府研究決定，用市勞動局的1.01億元資金，買了市建委擁有的評估價值為3億元左右的兩座大橋，收費權限16年。這樣，勞動局增加了兩倍多的收入，市建委立即可以開工建設環(huán)線，一舉兩得。但隨即有人告狀，說我們挪用了養(yǎng)老資金，上面有批示，審計署、勞動部紛紛關注，社會上差點釀成大的風波。勞動部派人實地了解，傳言要處理人。后來，覺得我們是為社保著想，把蛋糕做大，這個事在上上下下的理解中得以平息。這兩個案例，當時在全國有點影響，事后，我寫了兩篇總結思考的文章，發(fā)表在《摻望》周刊和《戰(zhàn)略管理》雜志上。

　　（小標）五點啟示適用于今天的改革

　　今天回頭看，我覺得仍然不乏啟示意義。

　　啟示之一：改革試點的靈魂是突破。現在改革進入過深水區(qū)、啃硬骨頭、打攻堅戰(zhàn)的階段，進入到存量改革與增量改革并重的階段。按總書記的話說現在是爬雪山、過草地的階段，更具艱巨性和復雜性。改革仍然需要在先行先試中突破，仍然需要基層首創(chuàng)與頂層設計的有機結合，仍然需要“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有效互動。“上下同欲者勝。”

　　啟示之二：改革成本需要共同承擔。重大的改革舉措不僅需要政府、企業(yè)、社會在認識上、目標上、行動上形成共識，更需要三者共同承擔改革成本。共建共治共擔共享是一條基本原則。

　　啟示之三：政府重在營造市場環(huán)境。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根本在于圍繞培育市場主體，減輕企業(yè)負擔，增強企業(yè)競爭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所有企業(yè)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穩(wěn)定透明、可預期的市場環(huán)境。有所為有所不為。

　　啟示之四：改革需要試錯容錯。改革是一場變革，是一個創(chuàng)新，要鼓勵探索，允許失敗。對探索要予以積極的支持，對失敗要秉持寬容的態(tài)度，防止改革中的“領頭羊”變成“替罪羊”。唯真改革者不是問。

　　啟示之五：改革者要勇于擔當。改革者要有格局，有情懷，為改革事業(yè)既要有沖鋒陷陣的膽識、勇氣，又要有心甘情愿承受委屈、責任的擔當，從而推動形成“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改革氛圍。“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小標）問答：“兩個同步方針”體現中國改革發(fā)展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

　　張志學（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謝謝分享，我們在光華管理學院老師和學生都非常熱愛稱你為徐老師。今天你講的非常激動人心，就前面的演講嘉賓勾畫了改革開放的上層的制定，而我們對改革開放的一些案例，大家比較少的接觸，一年多之前，康乃爾教授寫了一本書《自下而上的改革》，追蹤了長江三角洲的企業(yè)的歷程，今天是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一個有機互動。我本人得到的一個啟示是在改革開放的歷程當中，就是一大批一線的基層的政府官員的大膽的探索和求真務實保證了改革的順利進行。我們知道幾年以后，你調往了北京，在發(fā)改委任副主任，參與了“十二五”規(guī)劃的制定和實施，也參與到“十三五”規(guī)劃的前期調研工作。那時候中國面臨很多的問題，與你在湖南有所不同了。請問你回顧“十二五”規(guī)劃的過程中，當時中國的主要的問題是什么，哪些方面做出了新的改革的突破。謝謝你徐老師。

　　徐憲平：謝謝志學老師，回想起來，給我印象最深，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事情，就是關于收入分配“兩同步”方針的提出。

　　“十五”、“十一五”這兩個五年，GDP年均增長分別為9.8%、11.2%。但是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8%、21.3%。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的利潤總額增幅就更高，分別為27.5%、29.1%。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增長只有7.4%、8%。當時社會上有一種看法，說財富分配向政府、向資本、向企業(yè)傾斜，GDP增長邁一大步，財政收入、企業(yè)利潤邁兩大步，居民收入邁一小步。

　　針對這個現象，“十二五”規(guī)劃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fā)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一政策效應很明顯，“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年均7.9%，但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9%，高出一個百分點。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表明，我國基尼系數最高的年份是2008年，達到0.491， “十二五”期間持續(xù)下降，去年已經降到了0.465。盡管還是高的，但一直在下降。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6.9%，居民收入增長7.5%，又高出0.6個百分點。

　　兩同步方針的背后，也折射出改革發(fā)展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從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到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fā)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兩同步”的方針，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張志學：謝謝徐老師，讓我們看到對改革實踐的思考，從自下而上的反饋，從而讓自上而下有了一個發(fā)展，謝謝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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