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8：預測與戰略”今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并演講。

　　《紐約客》雜志上曾刊登了一張人類向機器人乞討的圖，蔡昉認為這張圖不是開玩笑，當機器人替代人類工作到了一定程度，人類是一定要向機器人乞討的。萬幸，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地步，他指出我們未雨綢繆，能夠制定出好的政策來，“我們要把乞討這件事變成對機器人征稅。”

　　“因為有一類經濟行為他本身解決不了自身帶來的外部性，而機器人這種發展正是如此，它們帶來了全球、全人類面對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對機器人征稅，用從機器人那里收來的稅支撐人類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誡，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快的機器人增長速度，將來也將會受到最大的機器人替代的經濟影響的一個國家，應該未雨綢繆，提供出好的政策選擇。“同時作為經濟學家群體，我們也應該呼喚一個顛覆性的經濟理論的發展，來及時應對。”

　　以下是他提出該觀點的依據和原因：

　　從2013年開始，中國工業機器人的使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在2010年—2015年期間，全世界制造業機器人的密度是增長了32%，5年里中國增長了230%，大大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這幾年對機器人的發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2015年“中國制造2025規劃”給機器人的發展以重要的位置。第二年又制訂了“機器人工業發展規劃”，規劃到2020年，稱機器人是我們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支撐，是改善人類生活的重要的切入點，也是我們創新發展的關鍵的標志。除了制造業的規劃外，蔡昉認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應該去看機器人普及后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

　　他認為機器人替代人類是一個經濟規律，不可阻擋。

　　2004年中國第一次出現民工荒，隨后把那一年判斷為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由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越來越慢，到了2010年之后就是負增長，但我們經濟增長還保持在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位置上，因此對勞動力的需求仍然增長。兩者結合，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工資生長過快，而且快于了原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必然提出用機器替代人，用機器人替代活人的需求。

　　微觀上說，使用機器人可以提高生產率。但在宏觀上看，完全有可能因為機器人的使用無所不在，而生產率可能沒有提高。因為我微觀上企業用技術，用了機器人就不用活人了，但是活人去哪兒和我無關，我解雇了他，我不雇傭。但是全社會當機器人的使用沒有帶來相應的整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的時候，有些人被企業解雇以后他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失業。

　　但是當我們計算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這些失業的人也在分母之中。還有的人可能找到了工作，但是他被迫從原來比較高技術的那些領域進到了生產率更低的服務行業，到麥當勞去賣漢堡包去了，他的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整體勞動生產率也降低了。當然還有一部分人，他也沒失業，也沒有去到麥當勞找那個生產率低的行業，低端崗位，他可能是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現在美國、歐洲最近失業率很低、就業率很高，但是工資漲的并不快，或者說生產率漲的也不快。相當多的人他本來應該就業，但是他決定不就業了，他領了殘疾人補貼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對整體社會也沒有貢獻。

　　蔡昉告誡，人類不要心存僥幸，機器人不是你的同事、你的搭檔，不會跟你和平相處。因為技術也好、機器人也好，都是因為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而被人發明出來、然后用來替代生產更高價格的生產要素。

　　就是說工人太貴了，然后我們就發明出機器人替代工人，機器人的成本很低。“因此他被發明出來那一天天生就不是我們的朋友，因此說他參加勞動也好、參加管理也好，和我們必然是有你沒我的關系，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宏觀管理者必須要認清這個事實。

　　早期工人階級最早的英國工人階級就發現機器人是敵人，在200年前就出現了著名的“盧德運動”，有一批工人他們發現了工廠里面使用了機器，因此就不需要使用他們了，他們工資會下降，他們會被解雇，他們沒法維持自己家庭的生存，因此他們把仇恨集中在機器身上，其實他骨子里反對隊的是資本家、甚至反對的是英國，但是他直接表現為摧毀機器，出現了“盧德運動”，詩人拜倫專門寫詩支持“盧德運動”，但是當時人們沒有抓住要害，認為真正替代他們的敵人是機器。這個思潮后來變成所謂的新盧德主義，成為新的思潮，到今天也存在，今天的名聲更不好了，人們把他叫做反對技術進步的一種哲學思考。

　　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他應該算是第一個關注使用機器和使用技術帶來的經濟結果的經濟學家．他當時非常正確的預見到了說勞動生產率按現在的速度提高不得了，一百年以后勞動生產率和今日會大不相同，提高的幅度會導致我們今天很多人做的事都不需要做了。

　　他沒有提出如何保障這些失業的人，沒有把人分成不同的群體，而是把人看成一個整體。工人看成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和他沒有什么不同。凱恩斯是個當過政府官員、著名經濟學家、教授，他掙錢很多，自己也投資，也掙了很多錢，同時他還是布魯斯伯里文藝圈子里的精英人物，因此他是精英思維，他看到的是未來人們如何消費閑暇，但是沒有看到宏觀經濟如何保障這些人失去工作的生計問題。

　　因此我們今天討論機器替代人類的時候都會提凱恩斯這個觀點，因為他30年代寫的叫做“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是一篇重要的文獻，但是他精英意識和我們今天考慮的問題也不是一致的。

　　人們可能沒有重視到一個很重要的報告，就是一批學者為政府的政策提供了一篇重要的報告，這個報告一個委員會里面重要學者，其中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提交的報告叫“三重革命”。他們認為曾經歷史上有三個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自動控制革命，因為這個報告是1964年50多年前發布的，當時他們還叫自動控制革命，但是他們得出了很重要的今天對我們有指導意義的、有啟發意義的結論。

　　第一個，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自動控制革命三者之間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他的發展速度不一樣。農業革命是在“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的基礎上不斷不斷經過了幾千年才完成，農業是在一萬多年前千產生的，但是數千年之后才發生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我們也知道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時候產生，他的影響延續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的很長時間里頭也有幾百年的時間。

　　而自動控制革命，如果說在1964年已經出現的話，到今天也不過才幾十年而已，特別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機器人革命，是在更短時間里發生的，雖然1954年就出現了第一個機器人，但那個機器人當時叫人，機器人，我們今天看起來根本不是人，他就是一個機器，今天的機器人才更接近于人的水平。

　　他們看到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的，就是說由于機器人從人那里接管了生產，不需要人了，因此人就變得越來越只能依靠最低標準的政府保障來生存，也就是說你不再是因為勞動而得，而是說你不勞而獲，但是不勞而獲你不能過的很好，你只能是最低標準，假設有這種社會政策的話，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不知道你會怎么生存。因此我覺得這兩個觀點在50多年前提出來，應該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次真的不一樣了，如果說過去的機器人真正只是機器而已，而現在按照機器的規律去發展、去更新換代，機器有各種各樣的規律，有一個機器規律就叫做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率，因為有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意思，就是說我用這個機器在于我是不是可以帶來成本的節約、生產力的提高，如果我10個工人過去服務于1臺機器的話，我現在工人工資提高了，我用2臺機器，減少5個人，那就是說5個人用2臺機器，這是一個資本勞動比的變化，可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但是接下來形成5臺機器只剩下2個人，這2個人從體力上、體能上、技能上、技術上能不能應對這5臺機器就是問題了，如果不能應對資本報酬就下降了。因此來說，使用機器的特點在于資本報酬會下降的，因此他的速度是按照規律而來的。但是機器人不一樣，我們知道最初有一個摩爾定律，他講在18個月—24個月之間，說集成電路的容納量、功能可以提高1倍、成本可以降低1倍，這是他的功率，其實摩爾定律很快被打破了，不是說他說錯了，而是太保守了，后來出來了所謂的“庫茲韋爾定律”，就是說所有的技術都以指數的速度來發展，前所未有的速度。

　　因此相應的他們的成本和應用到生產中的成本，都以數般的速度下降，這是前所未有的，說這次真的不一樣，主要還是指他的發展速度和成本在下降。因此他也寫了著名的書，叫《起點來臨》，預計可能2046年以后就不是我們來統治機器人了而是機器人來統治我們了，不管怎么說這個速度問題他點到了關鍵。

　　機器替代什么？過去機器人替代體能，就是危險的地方和我們勁不夠的地方他替代我們，那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還遵循資本報酬遞減率。后來還替代了多少技能，幾乎無所不在的替代了我們的技能，也很可怕，但是他可以叫做機器人了，但是接下來我們發現，我們最初說人有一些特殊的東西，我們也認知能力，我們說大腦加工、儲存、提取信息、處理信息、做出判斷的能力，現在機器人都可以替代我們了。現在機器人不是替代農民工，而是可能替代我們在場的大多數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又看到了機器人可能替代非認知能力，情商的東西和用哲學觀念、用模糊數學做出判斷的東西他也可以替代。“不樂觀的話，機器人將來可以替代我們所有的東西。”采訪認為，“我們應該放棄無畏的爭論，我們過去一直在爭機器人來臨對我們就業造成影響是不是真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想這些都不應該再繼續爭了，而應該想他對我們的影響是必然的，但是我們要搞清楚他首先影響哪些領域、哪些人群，然后我們應該有什么樣的應對的辦法。”

　　我們從來都說我們人類特殊的地方在于我們有人力資本，而且人力資本也是應對機器人重要的手段，關鍵要問什么樣的人力資本。但今天由于機器人的介入，人類的技術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過時、在消失，職業也在不斷的更換，過去有的職業很快就沒有了，未來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在青少年最好的年華里教的是什么，教的是今天龍還在在我們教的屠龍之技，龍可能幾年之后就絕跡了，他所學的屠龍之技還用不用得上。”所以我們技能教育的時候不能培養通識教育，要培養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認知能力不是職業教育得到的，非認知能力是更基礎的教育，甚至三四歲前培養而成的。因此我們的教育要通過一個鏈條，第一，往前延伸，延的越早越好，這是我們跟機器競爭的辦法，往會延伸是為了提高我們的受教育年限來應對未來的挑戰。

　　《紐約客》雜志上有一張人類向機器人乞討的圖，蔡昉認為這張圖不是開玩笑，當機器人替代人類工作到了一定程度，我們一定是要向機器人乞討的。萬幸，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地步，他指出我們未雨綢繆，能夠制定出好的政策來，“我們要把乞討這件事變成對機器人征稅。”

　　“因為有一類經濟行為他本身解決不了自身帶來的外部性，而機器人這種發展正是如此，它們帶來了全球、全人類面對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對機器人征稅，用從機器人那里收來的稅支撐人類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誡，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快的機器人增長速度，將來也將會受到最大的機器人替代的經濟影響的一個國家，應該未雨綢繆，提供出好的政策選擇。“同時作為經濟學家群體，我們也應該呼喚一個顛覆性的經濟理論的發展，來及時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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