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日媒體的不同報道與效果

　　本報記者　陳志江

　　得益于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日本的大眾傳媒也十分發達。說日本信息發達一是說其數量浩大,二是說反應快捷。無論世界任何角落發

　　生什么突發事件,都能第一時間內在日本看到相關報道。日本信息發達的原因除歸功于

其有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作為支撐外,還應歸功素有“無冕之王”之稱的記者與編輯隊伍的勤奮勞動。正是由于有了廣大傳媒從業人員的辛勤努力,才有了日本傳媒輝煌的今日。日本傳媒同行為辦好報紙和電視而忘我工作的精神令人佩服。他們在采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窮追不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和不辭辛苦、連續作戰的作風與敬業精神常令人贊嘆。而且僅就整體報道而言,日本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報道數量和深度常超過中國媒體對日本問題的報道。這是事實。

　　日本傳媒在其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成了日本民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日本傳媒有關重大事件的報道,不僅影響著日本的政局走向,對民心的向背也產生著深遠影響。但近年來日本傳媒的表現,使人們對日本傳媒一貫標榜的報道必須堅持客觀、公正、真實的原則產生了懷疑。

　　事情的起因始于前幾年。記者在日常報道中發現,曾為中日兩國復交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日本傳媒有關中國的報道逐漸變了味道,不僅負面報道增多,有的甚至不顧新聞道德和報道可能帶來的嚴重社會影響,公然弄虛作假,有意誤導輿論,為中日友好關系的健康發展播下了苦果。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2002年5月8日。5名不明國籍者試圖闖入日本駐沈陽總領館,并在闖關過程中與擔任大門警衛的武警戰士發生扭打。由于此前美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事件,北京等地也發生過多起不明國籍者沖擊闖入外國駐華使領館事件。出于安全防范方面的考慮,中國有關當局加強了對各國駐華使領館的安全保衛工作。因此,當沈陽闖館事件發生時,我武警戰士出于職能反應,不僅奮力阻攔了3名女性闖館者闖關,而且在征得日方總領館官員同意的前提下,進入領館內將闖入館內的2名男子帶走。就是這么一件簡單的事件,卻被日本傳媒拿來作為丑化中國的材料而肆意炒作。

　　事后得知,這次闖館事件完全是一次在某一國際人權組織策劃下,有預謀、有計劃的策動某國難民以尋求政治避難為目的的闖館行動。對于這樣一個所謂“突發”事件,竟有十余家外國媒體事先得到了消息,趕往事發地點進行采訪。更為惡劣的是，日本共同社駐北京攝影記者不僅在當天用事先架設在日本駐沈陽總領館大門對面建筑物內的攝像機拍攝了闖館的全過程,而且他還參與了闖館者事先在總領館大門前進行的踩點和闖館謀劃活動,干下了與攝影記者身份不相稱的行為。

　　當日本共同社記者拍攝的闖館電視錄相片段在日本各大電視臺上播放后,立即在日本引起大嘩,平時標榜“新聞報道自由,反對報道雷同”的日本傳媒一哄而上,眾口一辭地指責中國武警無視和違背《維也納領事條約》,公然侵犯日本外交主權，在輿論導向上掀起了一次反華高潮。日本傳媒對“沈陽闖館事件”的報道可謂不遺余力。據報道,在事件發生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日本各大報紙發表的有關“沈陽闖館事件”的消息、綜述、社論、評論等多達五六百條。從當時日本媒體的表現來看,與其說是“唯恐天下不亂”,莫如說是“乘機興風作浪”。而據橫濱大學一教授統計,僅在日本各大電視臺反復播放的相關錄像帶片段更多達1100多次。暫且不說反復炒作相同的報道內容還算得上算不上“新聞”,單憑日本媒體不厭其煩、上千次地反復播放相同錄像內容的做法說其是在有意識地進行仇華、厭華、妖魔化中國的“反華宣傳”一點也不為過。

　　實踐證明,日本媒體的炒作后果相當惡劣,或者說日本媒體的反華宣傳達到了預期目的。在日本傳媒的大肆炒作下,日本民眾的民族感情受到刺激,上下群情激憤。以小泉為首的部分政客乘機興風作浪,他們抓住闖館問題大做文章。小泉指示外務省,要“以毅然決然的態度”處理這一事件。其他別有用心的政客更是上竄下跳,有的指責中國武警的行為是藐視國際法,公然“侵犯日本主權”。有的甚至叫囂,中國武警私自進入日本外交領地,“無疑于宣布開戰”。迫于日本政府和國內輿論的壓力,日本外務省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而且提出了要中國政府交出闖館者,向日本政府賠禮道歉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無理要求。在日本政府和媒體的密切配合下，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將“中國妖魔化”的浪潮,致使已經開始惡化的中日關系急轉直下。

　　由兩國政府首腦事先約定的“中日友好文化年”,在沈陽闖館事件發生后不久在兩國相繼揭開序幕。2002年5月9日,盛大的中日友好旅游交流盛典在東京隆重舉行。由原政協副主席胡啟立為名譽團長的中國大型代表團出席了盛典。5000名中國游客在東京與日本各界朋友歡聚一堂。盛典后中國游客將分赴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參觀訪問。日方以小泉首相、橋本龍太郎前首相和主管觀光事業的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為首的多名政要出席了盛典。由兩國政府和民間組織通力合作組織的這次盛典本應成為1985年舉辦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續篇,在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添上新的光輝的一頁。但是,由于當時整個日本全籠罩在“沈陽闖館事件”負面報道帶來的陰影中,兩國領導人在盛典上發表的愿為推進中日友好作出努力的講話和兩國藝術家們的精彩表演都顯得與當時的氣氛格格不入,在社會上并沒有引起太大反響。

　　而隨后在東京舉行的另一大型國際活動——“亞洲未來國際問題研討會”上,沈陽闖館事件報道的負面影響表現得更為明顯。由《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亞洲未來討論會”每年舉行一次,目的是集中亞洲地區的各國精英,共同探討共創亞洲未來之大計。每次討論會,東亞地區的主要國家都派重要代表團參加,代表團成員多為政府要員、學者、企業家和知名記者。2002年5月21日舉行的是第8屆討論會。參加本屆討論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本屆討論會的中心議題是《變化的中國,變化的亞洲》。趙啟正主任應邀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經濟與亞洲”的重點發言,詳細介紹了近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并且著重指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會對亞洲國家構成威脅,只會提供機遇。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出席會議的聽眾和對會議進行采訪的日本媒體記者似乎對趙啟正主任講的經濟問題不感興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中國武警為什么要進入日本駐沈陽總領館捉人,中國能否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等等。盡管趙啟正主任耐著性子一再向與會者解釋事件發生的經過和中國政府的立場,但在場的記者和聽眾卻不依不饒。類似的質問依然不斷。趙啟正主任最后不得不嚴厲地問道,在美國“9·11”恐怖事件發生后,中國武警出于保衛外國駐華使領館安全的考慮,阻止不明身份者闖館和在征得日本駐沈陽總領館官員同意后進入館內帶走闖入者究竟有何不妥。日方借題發揮,借“闖館風波”大做文章是否想借此表明日本已經改變了歷來不接受外國難民的政策,改為愿意接受非法闖入日本駐外使領館的“外國難民”了。講到這里,趙啟正主任提高語調問道:“如果是這樣的話日本不妨明言,中國武警可以改變做法,改阻止難民闖館為為難民放行。這樣一來,闖入日本駐華使領館的外國難民將不僅僅是這次的5個人,也不會是50個,而可能是500個,5000個,甚至是50000個,請問日本政府接受得了嗎?”聽到趙啟正主任義正詞嚴的質問,寬敞的會場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起來。

　　早就被日本記者對趙啟正主任的無理糾纏搞得不耐煩的日本前駐華大使佐藤嘉恭先生此時再也坐不住了,他在聽眾席上主動舉手要求發言。佐藤大使的發言的中心內容不是有關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是對日本媒體借闖館風波對中國發難的行為表示了強烈不滿。我想,若不是因當時的會場氣氛過于壓抑,作為一位資深外交家,佐藤大使是決不會作出如此舉動的。

　　然而就是這個問題成堆的錄像帶卻在當年9月被日本權威的新聞協會評為了當年影像部門的最佳新聞作品獎。對于日本新聞界的上述反�，F象,記者曾在2002年9月6日的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項不光彩的新聞獎”的評論予以抨擊。指出,像這樣一部經過事先策劃,后經人為制造,嚴重違反客觀、公正、真實的新聞報道原則而又社會影響極壞的新聞作品竟能在日本獲獎,人們不能不懷疑作為評獎單位的日本新聞協會的評獎原則與標準是否出現了偏差。

　　與“沈陽總領館事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04年4月23日發生的“大阪總領館事件”。因不滿中國保釣人士登上我固有領土釣魚島的正義行動,日本大阪地區右翼組織“日本皇民黨”的一名暴徒在當天凌晨3點多鐘,趁日本警衛疏忽之機,駕駛一輛大型宣傳車撞擊了我駐大阪總領館的大門,不僅大門被撞壞,連總領館的主體建筑也受到損害。使之成了中日兩國復交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事件發生時,正趕上我們十余名駐日記者應松下電器公司之邀在大阪地區采訪。當我從電視早間新聞中得知事件發生時,出于對日本右翼團體的義憤和新聞記者的職責,經與眾人商議,我們當即決定改變采訪日程,準備前往總領館進行現場采訪,并由我跟我駐大阪總領館總領事邱國洪聯系。

　　邱國洪總領事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當他得知我們的用意后規勸說：“得知你們這么多常駐記者到大阪地區來采訪十分高興。因你們平時多集中在東京,請都請不來。要是平時的話,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們。但是由于今天發生了右翼組織成員駕車撞擊總領館的嚴重事件,不便接待你們。如果你們前來采訪事件現場,我勸你們最好不要來。首先,此次事件雖是右翼團體所為,但它不是組織行為,而是個別分子的單獨行動。該組織的頭目不久即將應邀訪華,因此不宜將這一事件過度宣傳;其次,日本警方已為因他們在警衛上的疏忽導致了事件的發生向中方表示了道歉,并且清理了現場。你們這時趕來,已看不到肇事車輛了。更重要的是,對此事件只宜作冷處理,如大加報道,只會對國內民眾的對日不滿情緒火上澆油,對中日友好大局帶來不利影響。如果你們出于報道事件新聞的需要,總領館可為你們提供相關資料和照片�！�

　　在邱國洪總領事的勸導下,我們終止了前往總領館采訪的念頭,按原計劃繼續對松下電器公司進行采訪。不難想象,假若當天中國十幾家駐日媒體一齊對大阪總領館事件進行報道,即便不加任何評論,只播發客觀消息,也不難想象中國民眾將會作出何樣反應。中日兩國媒體對兩個事件的不同報道與過熱炒作“沈陽事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媒體對“大阪事件”多采取了默不作聲或避重就輕式的報道,盡管后一事件的政治性質遠比前一事件嚴重。

　　無獨有偶,由于小泉頑固地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特別是在麻生太郎出任外務大臣以后,連續大放厥詞,不僅引起了亞洲國家的憤怒,連歐美國家也大為反感。不僅美國領導人多次對日本領導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倒退提出了間接式批評,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主要媒體更是以發表社論等方式,對日本進行公開批評。對于作為日本主要盟國美國輿論方面的上述重大變化,日本媒體有責任將美國的主張與論調原原本本地傳遞給日本民眾,但日本媒體的反應卻是先保持沉默,或是輕描淡寫,后改為公開指責“美國媒體偏向中韓”等國。

　　事后,有的日本新聞媒體同行向我解釋說,日本媒體在報道上出現的上述變化,反映了日本民眾心理上的變化。經歷了十多年連續經濟低迷后,日本民眾心里普遍存在一種壓抑感和失落感。在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煽動下,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有所抬頭,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很容易作出過敏反應。為迎合國內民眾情緒的變化,日本傳媒的對內和對外報道很容易變調和走樣。

　　其次,日本畢竟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運營的鐵的原則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所有媒體全都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特別是在經濟連續多年不景氣的今天,盡可能爭奪更多讀者和觀眾已成為各種傳媒的最大奮斗目標。為爭取讀者與觀眾,傳媒發表的東西一定要有“賣點”,要刺激,否則就沒有人看。因此,盡管一些有良知和責任感的記者常從報道一線發回許多正面報道，但到了編輯部不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就是被打入冷宮。媒體記者也多對此感到無能為力,只有隨波逐流。在這種尋求刺激報道傾向的引導下,日本媒體很容易把民眾引導到偏離事物本來面目的歧途上去。在日本媒體負面報道的影響下,許多對中國抱有成見和誤解的日本游客初次訪華后留下的感言竟然是,中國并不像日本國內宣傳的那樣可怕和令人討厭。

　　中日兩國友好的今天來之不易,需要兩國政府和人民備加愛護,兩國傳媒也不例外。為了使中日關系盡快走出目前的困境,為了更理智地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先后發生過“沈陽總領館”和“大阪總領館”兩大事件的5月即將到來之際,記者在這里舊話重提,為的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希望兩國傳媒都能從上述兩大事件的不同報道方式和產生的不同效果中汲取經驗教訓,事事都能從維護中日友好和兩國人民長遠利益的大局出發,盡職盡責,搞好各自報道,以利于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

　　最近,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問題的報道變得越來越理性。特別是在有關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等原則問題上,包括《讀賣新聞》等傳統主流媒體在內,都能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說話,對不久前中國剛剛結束的“兩會”,日本媒體也都作出了大量善意報道。這一切預示著,在中日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關系有可能朝著好的方向轉化。

    事件回顧

　　沈陽闖館事件真相

　　2002年5月8日下午1時55分,中國負責保衛日本駐沈陽領事館的執勤哨兵張兆文、領班員孫永濤發現5名身份不明的人(兩男兩女及一女童)行至日領館正門約1米處警戒線時,哨兵攔阻并讓其出示證件。此時,其中一名男子突然轉身強行沖闖日領館大門東側角門。此時正值簽證期間,大門留2米寬的通道。與此同時,隨行的兩名女子上前撕扯并抓撓執勤哨兵。當另一名男子繼續沖闖時,哨兵孫永濤從背后將其抱住,該男子用肘部猛擊孫永濤面部,將孫的鼻子打傷流血后掙脫,也從角門闖入日領館。

　　哨兵迅速報警,武警大隊、中隊接到報警后,大隊長尹國輝、副大隊長金曉東、八中隊指導員吳明宇、副中隊長王冶迅速趕到簽證處。此時,日領館副領事宮下謙帶領3名中國雇員也來到現場。尹國輝問宮下:“我們是否可以進入館內,將闖入館內的兩名男子帶出?”宮下邊點頭邊做了可以進入的手勢,并講了一句日語,經中國雇員譯員轉述意思是:“你們可以進入將人帶出”。于是,尹帶領4名執勤人員進入日領館,并經宮下指認,來到兩名男子前,尹問:““你們是干什么的?”兩人未作任何回答。尹又問宮下:“這兩人是否可以帶出?”宮下彎腰點頭以示同意,并用漢語說了一句:“可以。”而后,由執勤人員將那兩名沖入日領館的男子強行架出。

　　兩名男子被執勤人員帶到武警中隊警衛室后,日領館馬木秀治副領事(安全官)來到武警中隊警衛室了解情況,并欲與身份不明的5人交談,但語言不通。這時,當地公安派出所民警趕到,欲將5人帶走,馬木說“等一等”,并用手機打電話。之后,同意派出所民警將5人帶走,并對執勤官兵鞠躬,用漢語連說:“謝謝,謝謝,”對處置結果表示滿意。

　　大阪撞館事件真相

　　2004年4月23日凌晨,“日本皇民黨”成員中釜信行駕駛大型宣傳車沖撞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并人為放火,導致大門及領館建筑受損。這次沖撞事件,系日本右翼分子蓄意而為,也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以來發生的性質最惡劣的破壞外交館舍事件。據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介紹,4月23日凌晨3時半左右,右翼政治社團“日本皇民黨”成員中釜信行駕駛一輛大型宣傳車(香88-1833)撞擊總領館正門鐵柵欄。由于總領館門前道路屬單行道,中釜駕車逆行駛入,明顯屬于蓄意破壞行為。宣傳車把正門鐵柵欄撞得錯位1米多,隨后車內起火,火苗高達1-2米,造成領事館內煙霧彌漫,館舍外墻被熏黑。所幸領館人員沒有受傷。

　　事發后,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館員迅速集中,在撲滅火勢的同時,也緊急拍照取證,并通知警方到場勘察。肇事車輛于早晨8:40才被拖走。日本警方以“對象損害罪”的現行犯名義逮捕了中釜信行。據了解,中釜信行是為了抗議中國7名公民強行登陸釣魚島而作出極端行為的。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迅即向大阪府和大阪府警作出交涉�？傤I事邱國洪首先表示憤慨,指出這是蓄意的人為破壞事件,也是中日邦交正�；�以來日本人破壞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最嚴重事件;其次是遺憾,對于日本警察沒能及時阻止這次破壞事件表示遺憾;其三,要求日方盡快查明事實真相,對事件作出詳盡解釋,嚴懲肇事者,切實有效保證使領館安全,杜絕類似事件再發。

　　中國駐日大使武大偉于4月23日上午向日本外務省和福田康夫官房長官提出了嚴正交涉。福田官房長官代表日本政府對本次事件表示歉意。(世風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