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難進院線 怪導演還是怪市場

　　是市場還是導演個人的問題？

　　作品難以進入院線公映，或是即使公映市場反應也不理想

　　在陸續采訪了六位在2005年推出新作品的年輕導演之后，他們對于作品的定位以及今后的發展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但是他們的作品在電影市場上鮮有觀眾問津或是根本無法進

入院線上映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現狀是如何形成的，本報記者采訪了制片公司、發行公司及院線公司多方業內人士，他們對于這些年輕導演的作品和今后的市場運作有著更為客觀和成熟的看法。

　　制片方

　　●太合影視副總 杜揚

　　“沒有哪家公司有錢培養藝術導演”

　　不管是民營公司還是國有企業，這個階段都已經進入了市場化運作。

　　我覺得這些青年導演的影片都屬于藝術電影的范疇。我所說的藝術電影是指它們是展示個人感受的。現在沒有哪家公司有錢培養藝術導演，投資一部電影，不是考慮它的商業價值，就是考慮它給公司帶來的品牌價值，但是這些藝術電影都不具備。馮小剛曾經說過，拍個人感受是最容易的，但是捕捉大眾感受是最難的。

　　我還有一個體會是，這些個人化的東西稍微一轉換，也能和大眾相結合，比如路學長導演的《卡拉是條狗》，開始的時候也是文藝片，但是經過制片公司的調整，配合相應的宣傳，取得了不錯的票房。

　　●保利華億宣傳總監 楊勁松

　　“目前中國電影市場不接受文藝片”

　　這些青年導演都是生不逢時，非常可惜。他們的作品都很有特點，但是目前中國電影市場不接受這些東西。連張藝謀的《千里走單騎》碰上賀歲檔也只有一聲嘆息，院線都預測能有5000萬的票房，但最后實際票房也只有3000萬。中國觀眾現在沒有進電影院看文藝片的習慣。

　　國內一些大的影視公司不是沒有投資這些青年導演的先例，先有華誼兄弟，后有世紀英雄，但是結果都一樣，鮮有一部影片在市場上獲得了成功。

　　青年導演應該積極調整自己的心態，首先要學會拍別人的電影。我舉個例子，小江、陸川和方剛亮是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學。我覺得方剛亮的基本功是最扎實的，但是陸川最先出來的，因為他沒有拍自己的故事，而是選擇了《尋槍》。

　　發行方

　　●紫禁城三聯發行公司副總 趙武

　　“年輕導演應該多從自身找原因”

　　在我們發行商的腦子里，沒有第五代、第六代這些概念，我們最基本的判斷都是從市場出發，這部電影有沒有商業價值，值得花多少錢做宣傳推廣。現在中國很多青年導演的作品不能進入市場，我覺得他們應該多從自身找原因，很多片子太自我，太注重自我表達。

　　今年有一部小江導演的《電影往事》得到了上映的機會，但是我同樣覺得并非是影片本身具有商業潛力，發行方還要考慮影片之外的很多東西，中國畢竟是個人情社會，講究互相幫忙，《電影往事》確實上映了，但是整個宣傳推廣都很一般，票房自然也不會太好。

　　當然，我并不是說《電影往事》的藝術質量不高，電影發行本身就是一個賭博，如果你覺得這個作品有賺錢的可能，你就必須有投入。今年有不少國產片上映是上映了，但是拷貝數量極低，發行方也不花錢做宣傳，那票房也肯定好不了。相反，張藝謀的《千里走單騎》都被定義成文藝片，但是片方按照一部商業大片的規模宣發，票房立竿見影。

　　前幾天我在電視上看到唐季禮導演的一席話感受很深，他說一部電影究竟是拍給誰看的，其實既不是導演自己，也不是觀眾，而是院線經理，因為他們最懂這個市場，他們喜歡與否，對于一部影片而言才是至關重要的。

　　院線方

　　●新影聯總經理黃群飛、院線負責人 高軍

　　“他們缺少電影市場話語權”

　　這些小成本的國產影片在院線上映的時間平均為一周左右，其中只上映兩三天或者只放映一兩場的影片很多，從去年的票房收入來看，這些能夠上院線的影片總體票房收入不超過總票房的2%。

　　這些導演本身也存在缺少電影市場話語權、被觀眾認可程度不高的問題。拋開由于資金問題而導致的宣傳力度處于弱勢之外，新勢力導演所選擇的影片題材、傾向于個人化的拍攝風格都不具備普遍性，再加上觀眾的年齡偏低，觀影心態都比較現實和浮躁，所以對于一部小成本的藝術影片，它在電影市場上一定是缺乏競爭力的。

　　有關方面和少部分觀眾也曾呼吁過通過建立藝術院線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從目前的市場來看，藝術院線的市場效益甚至沒有基本保證。目前北京好的影院最多也只有七八個放映廳，雖說單獨拿出一個放映廳專門放映低成本藝術片并非不可行，但這個放映廳的經濟效益就不得不靠其他幾個放映廳來承擔，所以這種局面在短時期內是無法扭轉的。

　　采寫/本報記者 張文伯 孫琳琳

　　《綠草地》國內院線上映遙遙無期

　　寧浩：想掙錢絕不拍電影

　　寧浩的《綠草地》在幾個海外電影節上拿了獎，去年的上海電影節上也進行了小規模的放映，但是進入院線上映似乎還遙遙無期。這對于年輕導演的作品幾乎成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對此寧浩表示“不是我關心就能解決的問題”，他更關心下一部作品《憤怒的石頭》。

　　對于《綠草地》無法在院線上映的問題，寧浩表示這不是他關心就能解決的。

　　影片見不到觀眾不是導演的問題

　　新京報：剛剛拍完的《憤怒的石頭》是你的第幾部電影了？

　　寧浩：我大專畢業作品是一部90分鐘的DV《星期四星期三》，大本畢業作品是100分鐘的DV《香火》。2003年非典之后拍攝了《綠草地》，這次剛剛在重慶拍完的《憤怒的石頭》應該算是第四部電影了。

　　新京報：《綠草地》目前似乎并沒有上映的計劃？

　　寧浩：我不清楚這事兒，你得問我們的制片人。包括海外拿獎，發行我也只是聽說，并不太了解。

　　新京報：為什么你對你的影片能不能上映，何時上映顯得漠不關心呢？

　　寧浩：這不是我關心就能解決的問題，影片見不到觀眾，我覺得不是導演的問題，我渾身是鐵，又能有幾根釘？打個比方，我是車間主任，我把東西做出來了，不能說怎么賣、賣給誰也歸我管，這是另外一個工種的問題。在我看來，發行、宣傳、推廣考驗的是社會學，是人事的問題，也是我不擅長的。對我來說，關鍵是要往下走，能把新的產品生產出來。

　　韓國電影的經驗可以借鑒

　　新京報：現在的電影創作環境你覺得滿意嗎？

　　寧浩：整體環境我覺得是一天天變好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有哪個環節在現階段是可以重點突破的？

　　寧浩：頭疼醫疼、腳疼醫腳是沒用的，但我覺得韓國電影的經驗可以借鑒。他們就是通過政府給予政策傾斜，使得電影工業迅速起飛。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產業如果可以得到政策傾斜都會在短時間內得到迅猛發展。現在電影局也是在向這個方向走，放寬審查尺度，建設數字院線。

　　除了會拍電影，還得有其他謀生的技能

　　新京報：國內的電影環境在你看來這么不景氣，為什么還要繼續拍？

　　寧浩：說出來可能有點惡俗，但就是這么回事兒，沒別的原因，就是喜歡，熱愛，沒辦法。導演都有傾訴欲吧，尤其是我平時有寫故事的習慣，不把這些精彩的故事拍出來，難受。

　　新京報：你曾經給《中國式離婚》做過執行導演，還拍過不少MTV，你現在把拍電影當成是你的主要工作嗎？

　　寧浩：工作是什么？應該是換取生活資本的手段吧，如果是把拍電影當工作，我早就不干了，因為我做什么都比拍電影更能掙錢。像我們這樣的年輕導演在中國，平均兩年能獲得一次機會，片酬不過十萬塊錢，這些錢除了交房租和一些基本的生活開銷也就剩不下什么，所以青年導演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靠什么生存，除了會拍電影，還必須有其他謀生的技能。大家一起聊天的時候說，搞這個行業的人不能靠這個行業生存，真是悲哀啊。

　　會在創作時考慮觀眾的感受

　　新京報：你導演的這幾部作品風格、類型都不盡相同，最近這部《憤怒的石頭》從故事和演員陣容上看似乎是最商業的，對于要拍什么樣的電影，你有明確的方向嗎？

　　寧浩：我以前也經常會問自己，我拍的這些東西是商業的還是藝術的，但是我現在不想了，我覺得這種分類本身就很矯情，我現在覺得電影有兩種，一種是作者電影，拍給自己的，一種是觀眾電影，會在創作的時候考慮觀眾的感受，我自認為屬于后者。

　　采寫/本報記者 張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