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瓶子的數據化重生

　　通過場景重構、資源重構，盈創在去中介化的同時讓垃圾循環更加順暢，而垃圾的新價值也像核裂變一樣，爆發出來。

　　文/本刊記者?梁玉龍

　　廢品回收市場有多大？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十大品種再生資源回收總值超過6 446億元，預計到2020年可突破1萬億元。

　　多少人試圖通過互聯網改造這一線下極重的民生行業，然而遭遇低頻次、低利潤、“散兵游勇”地域壟斷、高成本的無害化分揀……從業者蹚過的路都成了坑。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目前有上百家互聯網+廢品回收企業，摘下公益環保的光環，多數境遇黯淡。

　　有人甚至已經淹死在了藍海。2016年10月25日，由出身于阿里高管的核心團隊掌舵，曾融資3 000萬元的杭州9貝殼宣布停擺，其存續期不過1年。

　　而在起步較早的公司中，盈創回收算是一個堅挺的樣板。在掉入一個又一個坑之后，盈創帶著一身傷，硬是殺出一條生路。

　　場景即效率

　　“這是盈創回收收到的第X個廢舊飲料瓶”。

　　隨著識別掃碼器清脆的鳴響，一個飲料瓶被吞入盈創智能回收機中，屏幕顯示出了上述一排字。現在，X已經大于40 000 000。隨后，投瓶者的微信“盈創綠紐扣”賬戶中增加了3分錢。

　　從2012年起，盈創在北京地鐵、商場、社區等公共場所布局這樣的回收機，目前總數已經有8 000臺，夏季日均能回收15萬個廢舊飲料瓶，冬季日均也有8萬個的回收量。

　　不同于那些單純采用O2O上門回收模式的玩家，盈創選擇先投入硬件，這和它的基因有關。

　　在北京順義一個占地1.2萬平米的廠房里，聚集著大大小小上千臺機器。這是由盈創擁有的，目前亞洲單線產能最大的再生瓶級聚酯切片生產線，一年可處理廢舊飲料瓶多達22億個。不過，它已經三年多沒開工了。

　　“就像煉鋼廠一樣，開了就得連續生產，不能停。因為收不到足夠的廢舊塑料瓶，工廠開工不足，一天有十幾萬元到二十幾萬元的虧損，燒得肉疼。”盈創回收聯合創始人常濤說。

　　被貨源困擾的不只是盈創。國際經濟不景氣，原材料價格低迷，打擊了上游廢品回收業的積極性，導致全國下游工廠開工率只有50%。所以，走到廢品回收一線，對盈創而言既是抄底，也是自救。

　　起初，常濤也考慮過O2O上門回收模式。但是發現它并不適合當時的盈創。工廠那邊只需要廢舊塑料瓶，而它們的利潤只有幾分錢。相比上門服務的人工、運輸成本，這個收益比完全倒掛。

　　有什么辦法能最大限度地削減成本呢？常濤想到了自動販賣機的模式。“剛好，技術研發是盈創的優勢。”

　　2012年，第一代回收機研發成功。考慮廢品回收利潤低，必須靠規模取勝，盈創首先在人流量較大的北京地鐵勁松和芍藥居站投放了四臺，效果非常好，連周邊社區的居民也被吸引了過來。

　　這讓常濤想到要往居民區延伸。他本以為居民區比地鐵的入駐成本更便宜，事實卻恰恰相反。

　　原來，地鐵里占比最多的垃圾就是飲料瓶，自動回收機能幫助減少垃圾清理頻次，削減清潔費，雙方是一種共贏的關系。而小區方面則不在乎少清理一點飲料瓶，他們有的明確拒絕，有的要價4 000~5 000元/年，超出了回收機回收瓶子的利潤。大規模進小區的計劃只好暫時擱置。

　　隨后的1年，盈創回收機在地鐵里越鋪越多，回收量也逐步攀升。但離“喂飽”后端生產線還差得遠。于是在2013年，常濤提出把工廠關停，專注于回收，收到的瓶子則轉賣給其他有資質的企業，準備等到上量之后再重啟生產線。

　　生產線一停，盈創的路子一下子變寬了。常濤決定增加回收品類，再次向社區進軍，并且又撿回了上門回收模式。

　　2015年7月開始，盈創在微信端上線“幫到家”。用戶可以預約專業的回收人員上門服務。和不分品類、不分量級的回收平臺相比，盈創在回收時側重家用電器、衣服、床單、被褥等利潤較高的廢品。量少的飲料瓶、塑料用品等則在預約優先級上排在后面，只在附近有其他訂單時順便上門服務。

　　上門回收模式不需要回收機，省掉了高昂的進場費；回收時側重高利潤的廢品，則覆蓋了人力和物流成本。目前，幫到家在北京市已有超過300名上門回收人員，覆蓋社區超500個，為40萬家庭、120萬用戶提供上門回收服務。

　　盈創把廢品回收拆分成公共場所和居民區兩個場景，分別通過自助和預約上門兩種方式開展服務。相比游商被動的走街串巷，發展這些新的交易場景，也就是提升了廢品回收的效率。

　　短鏈條循環

　　傳統的廢品回收渠道是“用戶—小回收商—批發回收商—分揀廠—加工處理企業”。而盈創直接連接用戶和工廠，減少了中間環節，保證了利潤。

　　但是去中介化絕不能生硬地刀劈斧砍，必須將現有資源重構，再造一條產業鏈。在這一過程中，盈創就吃了不少苦頭。

　　回收機這邊。全面投放之后，盈創經常收到因滿倉停止服務的投訴。問題出在轉運上。由于回收站點多，分布范圍廣，常規的巡線回收效率非常低，造成滿倉機器清運不及時，回收量低的機器重復巡檢。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轉運車輛，但是這會增加成本。而且北京市對貨車進城有很嚴格的管理，盈創只能拿到少量白天進五環的車證。

　　“還得在機器上想辦法。”常濤組織技術人員開發新一代自動回收機及后臺系統。

　　這也就是盈創后來大規模使用的基于物聯網系統及云管理平臺的新型回收機。這款回收機在存儲滿三分之二時，系統就會自動預警，通知工作人員前來“提貨”。

　　更先進的設計在于，后臺系統能根據某一區域的機器狀態，對回收車的行車路線做出合理規劃，少走冤枉路。

　　社區上門服務這邊，阻力則來自于人。

　　“在北京，廢品回收從業者一共分了13個幫，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一個‘營盤’里住著2 000多戶。13個幫中，最大的幫是川幫，巴中一個市就有4萬人；第二大幫派是河南幫，1.7萬人；還有河北幫，規矩是不準進四環路，只能在四環路外接垃圾……”

　　事實上，不少互聯網+回收平臺都在和這些傳統勢力的交鋒中苦不堪言。因為搶生意，電動車被扎車胎、剪電線的情況屢見不鮮，甚至因為有小區物業的工作人員定期收取個體游商的所謂“管理費”，收廢品的一鬧，后來者就被小區保安擋在門外，只能暫停該小區服務。

　　“硬碰硬不行，那就結盟！”常濤認為眼下廢品回收行業不景氣，正是整編這些人員最好的時機。

　　如今，幫到家的回收人員都是來自傳統游商。幫到家通過公開招募，對報名人員進行統一培訓，考評合格后簽訂勞動合同，同時按國家規定繳納社保，成為正式員工。對于回收人員來說，不僅原有的業務不受影響，還有了保底工資和社保，通過微信預約平臺接單率也大大提高。

　　相比重新招募和培訓員工，被整編的這些員工業務更熟，更能吃苦，薪金要求也更低。

　　廢品終于到了回收末端—工廠，此時盈創又遭遇了議價能力不足的難題。

　　原來，與傳統的小作坊分揀相比，正規的回收企業多出了一塊環保成本。“我們拿生物堿清洗，他們拿工業強堿清洗，污水也不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再處理成本低得多。”常濤說他去過廢品集散地，“無論是環保成本、還是正規用工等各個方面產生的成本損耗，我們根本競爭不過這些小黑作坊。”事實上，杭州9貝殼正是因為這些高企的成本，最后虧損致死。

　　好在與9貝殼不同的是，盈創擁有幾家長期合作的工廠。而且由于飲料瓶消費量極大，即便是“順便”回收，“幫到家”依然收獲滿滿。加上越來越多的智能回收機，目前盈創正在計劃重啟自家位于順義的生產線。

　　循環經濟的關鍵在于循環，資源重構是否成功的標準就是要讓廢品順暢地循環。盈創用4年時間，捋順了這根鏈條。

　　從價格到價值

　　2016年5月18日，華潤怡寶在北京開展一場“尋找環保幸運星”活動。活動期間，怡寶和盈創回收聯合推出了一款貼有環保幸運星標識的“星標怡寶純凈水”。

　　消費者飲水后，將這些純凈水瓶投入智能回收機，通過回收機識別后，將會獲得比普通塑料瓶更高金額的返利。

　　盈創是一家廢品回收企業，但對這樣的品牌營銷已經輕車熟路。原來，目前盈創智能回收機的主要收入來源并不是買賣塑料瓶，而是品牌營銷，占比高達70%。

　　盈創從品牌商收取推廣費用，除了機器上的廣告露出，還策劃過“送演唱會門票”“給災區捐一瓶水”等一系列活動。目前，盈創智能回收機的廣告到達率已經位列全北京所有展示終端的前列，累計投瓶量達到1 100多萬次。

　　品牌營銷的背后是賣用戶注意力。而作為一家擁有技術創新基因的企業，盈創回收下一步計劃則更為高大上—賣大數據。

　　2015年，盈創回收與全球最大的智能回收與分選企業—挪威陶朗集團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研制出了國內首個新型物聯網智能回收機（目前已經賣到了全球15個國家）。

　　這種回收機從單一的PET瓶回收增加了易拉罐、玻璃瓶等，還可以識別每個瓶子的品牌、品類、規格，從而可以掌握30多萬用戶在特定時段（如兒童節、女生節等）、特定區域（如地鐵、公交、機場、學校、商場、寫字樓等）的瓶子投放量。

　　比如通過設置在北京市各個地方的智能回收機，盈創統計出最受歡迎的飲料類型排名是飲用水、茶飲、碳酸飲料、果汁。它們在回收時的占比分別是46.3%、36.67%、5.44%和4.32%。

　　“雖然現在盈創回收的回收數量和規模還沒有達到大數據的級別，但雛形已經有了。而且盈創還有更細致的數據，這些很快就可以賣錢了，它能幫助品牌了解用戶消費習慣，比如某個學校的女生宿舍哪款飲料賣得好，直接為飲料生產企業提供決策支持。”常濤說。

　　社區上門服務同樣藏著商機。目前，幫到家已經在開展上門回收業務的同時，推出了與之關系最為直接的家具家電維修服務。

　　正如常濤所言，盈創回收正在從賺取再生品的上下游差價，向逐步聚和零散用戶，深度挖掘用戶價值轉向。所以，盈創回收通過場景重構、資源重構改造廢品回收行業，最終的目的正是價值重構。畢竟，“用戶比廢品更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