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負力量博弈之下的2017年全球經濟

　　文 張銳（廣東）

　　新的一年意味著新的期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7世界經濟增速為3.4%，比前期預測值高出0.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也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達到3.3%，超出前期預測值的0.1個百分點。此外，包括摩根士丹利、惠譽國際等著名專業分析機構也普遍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能夠實現3.0%—3.4%的增速。官方與民間組織一邊倒地對2017年世界經濟前景顯示樂觀態度，出發點在于，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多重主要矛盾博弈中，相關的正能量還是占據優勢。

　　寬財政與緊貨幣

　　作為宏觀政策的最閃亮的看點，2017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將不約而同地推行寬松財政政策。按照特朗普的競選宣言，上任后將斥資1萬億美元用于美國的基礎建設投資，同時特朗普雄心勃勃地要將制造業帶回美國，為此他承諾減稅，包括將企業所得稅由當前的35%降低為15%和將個人所得稅由5級累進改為3級累進并降低稅率。在量化寬松持續了8年多的時間后，特朗普放寬財政政策的口徑，這種新的操作手法讓人們對美國經濟接下來會繼續增長充滿了期待。

　　有些出人意料，金融危機以來一直秉持著緊縮財政理念的歐盟也回歸到寬松之路上。據歐洲理事會最終達成的2017年歐盟財政預算方案，該預算的支出規模將達到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合計為1345億歐元，其中一半用于提振經濟與創造就業機會的上面。不僅如此，作為歐盟“帶頭大哥”德國更是準備在2017年啟動高達170億歐元的稅收減免計劃。另外，日本內閣會議也通過總額度為97.45萬億日元的最新年度預算案，比2016年度預算增加7329億日元，創出近5年的歷史最高紀錄，為此，日本計劃2017年度新發行34.37萬億日元國債來支撐巨額的財政開支。值得關注的的，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也敲定了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2017年財政赤字有可能上調0.5個百分點至3.5%。

　　與財政政策寬松而行的方向相左，除日本外，貨幣政策將在2017年集體性適度收斂。一方面，經過兩年的市場出清，全球大宗商品有了上漲的基礎，歐美等國CPI得到快速修復并上行，其中美國2016年CPI中樞已上升至1.6%，同期歐洲CPI上升至0.5%，雙雙創下最近兩年來的最高值，而且據摩根士丹利預計，2017年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平均物價增速將超越2%的央行目標通脹水平。因此，除了美聯儲至少會加息兩次讓其利率最終回到正常水平區間外，歐洲央行也會考慮縮減甚至退出QE的問題。不僅如此，土耳其、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存在高通脹之憂，這些國家將追隨美國步入加息周期。

　　貨幣政策基點的整體轉向，意味著2017年可能會迎來流動性拐點，企業的融資成本將提升，從而對全球經濟增長形成新的約束。不過，寬松財政政策的發力與驅動，將對退出經濟中央舞臺的貨幣政策構成有力補充。與貨幣政策不同，財政政策直接面向實體經濟，而且具有積極的乘數效應，其拉動經濟前行的力量更為直接與顯著；不僅如此，財政政策沒有如同貨幣政策問題上的匯率等擾動因素，而且政府更愿意通過IMF以及各種跨區域的國際經濟組織進行積極溝通，在謀求全面一致且協調的基礎推出諸如“馬歇爾計劃”以及中國“一帶一路”等之類跨區域合作的成果，從而構筑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型平臺。

　　逆全球化與貿易投資自由化

　　遏制自由貿易是特朗普在競選時提出的施政中心思想，因此幾乎不用任何懷疑，基于美國“經濟利益至上”的核心原則，特朗普執政之后將會推行他所倡導的“逆全球化”戰略。排除計劃中要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否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不論，面向全球與美國相關的貿易國家，為了讓制造業回流至美國，特朗普已經考慮要對美國從海外經濟體進口的商品征收5%的一致性關稅，同時放出了對中國、墨西哥等重點國家商品征收45%關稅的狂言。緊追美國的風向標，歐盟也在日前通過了一項以應對所謂廉價商品在歐盟境內傾銷的“新政”，規定一旦出口商被歐盟認定人為壓低原材料價格，歐盟就有權向該出口商的產品征收更高的懲罰性關稅；同時，歐盟可更早地征收臨時關稅保護歐盟廠商，并可以在沒有企業申訴的情況下主動展開反傾銷調查。

　　當然，在全球貿易中，特朗普可能引爆的中國與美國激烈的貿易摩擦最為引人關注。目前，特朗普專門新設置了“國家貿易委員會”，出任該委員會主任之職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納瓦羅，此人的主要觀點就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尤其將矛頭直指中國，而讀過他的書的人會發現他“逢中必反”、偏執地認為美國的一切問題歸結于中國。另外，為了加大對中國的打壓力度，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會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若出現這種闊別了14之久的尾部風險，中美貿易的緊張程度就可想而知。

　　動態地觀察，一場“貿易戰”已經箭在弦上，但留下的結果一定是滿地雞毛，特別是高達6000多億美元貿易額的中美兩國一旦擦槍走火，傷及的并不只有雙方，由于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占比在25%以上，一指之傷必會導致十指之痛，全球許多國家都會無辜受到牽連。對此，在國際貿易已經連續六年出現顯著放緩的前提下，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17年世界貨物貿易量增速僅為3.6%，繼續低于自1990年以來約為5.0%的平均增長速度。

　　當然，基于“貿易戰”對本國帶來的創傷，也許特朗普會對既定政策作出微調，同時實際行為也不會如其之前所言那樣的激進與偏執，這種結果的出現當然是大家所期待的。另外，作為一種自我保護，“逆全球化”的泛濫會倒逼著各國政府加快雙邊或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步伐，從而一定程度激活與增加區域貿易的活躍度。同時，針對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在2016年全球FDI出現了38%的同比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各國企業在2017年會紛紛加大跨國投資與并購，資本杠桿撬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力量值得期待。

　　美元升值與非美貨幣貶值

　　盡管美元已經持續上升了4年，而且2016年末美元指數拉升至102.35的高位，但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啟動的大規模減稅與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顯著抬升了市場上的通脹預期，外加美聯儲的加息預期，2017年美元指數保持強勁態勢已成為一致性預期。按照高盛的判斷，預計未來12個月，美元對發達經濟體的貨幣貿易加權匯率還會上漲約7%。

　　在美聯儲加息與美元升值的雙重力量作用下，全球出現美元短缺將是2017年一個嚴峻事實，這種結果一方面會加大企業獲取資本的成本與難度，同時驅動美國國債收益率的持續走高，從而削弱美國以外的債務人的還款能力，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展期與違約風險很可能大面積蔓延開來，從而沖擊全球金融市場的平衡狀態。重要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總體上被全球機構投資者認為是風險資產，一旦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機構投資者的風險規避情緒就會上升，從而會傾向于減配風險資產、增配避險資產。這種行為就會驅動國際資本由新興市場國家流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從而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面臨更大的資本外流與本幣貶值壓力。

　　公開數據顯示，除人民幣之外，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匯率水平已處于過去40年內的最低點，表明新興市場國家通過本幣貶值來促進出口的潛力已經非常有限。不僅如此，全球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已經從2010年的7.5%下降至2016年的4.2%，如果2017年這一經濟板塊在經常賬戶下出口繼續增長乏力以及在資本賬戶下資本外流持續加劇，其可能收獲到經濟結果將更加槽糕，同時發達經濟體難免不受其擾，全球經濟增長的腳步也變得更加的沉重與緩慢。當然，一個可能的希望是，由于美元大幅升值并不利于美國的出口，并進而會沖減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效能，特朗普會以強人姿態壓制美聯儲“鷹派”主導的升息節奏，從而給非美貨幣帶去休養生息的機會。

　　（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