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曉鴿：用風險投資幫助中國企業

　　熊曉鴿曾有過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夢想：物理學家、歌唱家、一流的記者等等，但沒想到最終他成為了一名企業高管——IDG全球高級副總裁、“IDG在中國的法人代表兼發言人”。他認為，正是之前的一系列夢想，帶來影響他命運的一次次機遇和合作伙伴。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上大學的。在那之前我在湖南湘潭鋼鐵廠做了4年電鉗工。1977年我考上湖南大學學英文，畢業后分到原機械電子工業部北京研究生部做翻譯，并兼任英文

教師。我原來上學時喜歡寫文章，1984年我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英文采編專業。這個專業是對口培養人才的，畢業后主要輸送到新華社工作。在研究生階段的后期，也就是1986年上半年，我開始到新華社實習。

　　我們研究生班里的主課老師是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他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記者是非常有潛力的，但如果不到美國去學習，你永遠成不了最好的記者。”后來他幫我寫了推薦信，我很順利就申請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獎學金，1986年秋天去了美國。當時我把自己在國內的財產處理掉，買了一張機票和一些衣服后，兜里只剩下38塊美金了。我揣著這38塊美金就去了美國，現在想來都害怕。

　　1987年，我碩士畢業后留校攻讀國際關系與傳播跨學科博士學位，同年底因獲得弗萊徹法律外交學院研究生獎學金而轉校學習。1988年暑假時，全世界最大的專業出版公司Reed的美國子公司想在中國辦一本《電子導報》的中文版，就請我幫他們做。這家公司1989年后退出中國，我就在美國負責采編亞太地區的電子行業和風險投資方面的新聞。那時候開始接觸風險投資，到硅谷去跑新聞也認識了很多風險投資商和創業者。

　　當初出去是因為想知道另外一個世界在發生什么事，到了那邊你知道發生了什么，就會覺得有很多東西在中國可以實現，可以在中國發揚光大，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在美國工作的三年中，學到了媒體行業里的很多新東西，特別想回來一展身手。當時我所在的《電子導報》是一本免費贈閱的管理類刊物，每期的發行量不足8萬份，但年收入最高達到5000多萬美金，員工才50個人，等于人均年銷售額是100萬美金。那時候覺得它的做事方法、銷售、刊物定位、市場等都是國內不熟悉的，我就想我學到了這么多東西，為什么不趕緊回國去把這些東西在國內運用呢？這個感受特別強烈，就像一個小孩得到好玩的玩具，就想找同伴們一起來玩。

　　1991年8月，公司決定派我到香港去工作，回國前我申請說想再把《電子導報》中文版做起來，但公司把我的方案否決了。我就給IDG董事長麥戈文寫了封信，說公司派我去香港對我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我想回國做出版。

　　我是1988年秋在弗萊徹學院一個晚宴上認識麥戈文先生的，我客串給他和榮毅仁先生做翻譯。我寫信后，麥先生當天就邀請我加入IDG。我到香港的第一個禮拜，他就把聘書寄給我了。我于是到深圳，1991年8月的深圳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年輕人聚集在那里熱血沸騰，我更覺得應該回國來了，就馬上在聘書上簽字。

　　當年11月我正式到IDG上班，12月我就到北京找到《國際電子報》，把這份報紙合并到“計算機世界”公司里，變成了現在的《網絡世界》，這是我到IDG做的第一個項目。

　　麥戈文在中國做的第一筆風險投資是1989年1月投資太平洋比特體育器材公司，我回國后幫這家公司找了一些海外訂單，那年公司扭虧為盈賺了200多萬元。麥先生因此覺得除了出版以外，在中國風險投資這塊業務也應該大力做起來。1993年6月，IDG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風投公司——上海太平洋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我是第一任總經理。1999年以前，我們是以IDG內部的一個部門來做，1999年互聯網熱起來的時候，我們就把它變成了合伙人制，使大家能夠在一個團隊里很平等的交流。團隊的凝聚力很強，這么多年比較穩定，這在同行里面是很少見的。

　　我的身份跟其他幾個合伙人不太一樣，我同時還是IDG在中國的法人代表，出頭露面的時候比較多，類似于發言人的角色。我們12年來投資了100多個公司，評估了幾千家公司，創造了幾萬個就業機會，也創造了一些億萬富翁，這都是很高興的過程，當然也比較辛苦。

　　我們專注于早期投資，早期是最難做的，但也最令人興奮，風險和回報率最高。我們現在這個年齡又是做投資人的黃金時代。從我個人來講，我覺得我只是做了一些喜歡做的事情，把我在美國從事專業出版三年所學到的經驗介紹給國內同行，親手參與了一些刊物的轉型和創立，并且把美國風險投資的做法引進到中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