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幫助別人做大老板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09日 19:28 《商務周刊》雜志

零點集團袁岳圖片來源：商務周刊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認為自己不適合做官、不適合做領導的袁岳，將自己的理想調整為幫助別人做領導，幫助別人做大老板。他希望20年以后，在中國乃至亞太范圍內，有一套由零點集團所表述的帶有中國印跡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今天，他所掌舵的零點集團正在給中國民眾發放這樣的問卷：“假如你現在擁有直接投票權，你還會投票選舉現任的市長當市長嗎？”

　　去哈佛大學攻讀MPA之前，我有過兩次短暫的出國經歷。一次是1993年，也就是零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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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第二年，我們跟華盛頓州立大學管理學院有一個關于中國私營經濟的合作課題。我過去那邊呆了三個月，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國。

　　第二次是在1997年，也是短期的，是到英國牛津大學去做一個關于流動人口的研究課題。回來后我就到

北京大學去讀社會學博士了。我一直認為，一切商業機會的獲得以及對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須對本土社會有深入的了解。我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社會性問題，而我又沒有接受過社會學的系統訓練，所以就想著要去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

　　到了200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有朋友推薦我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讀MPA，而且提供的是全額獎學金。當時零點已經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我自己也還沒有畢業答辯，所以當時不太想去，但最終我還是想近距離的看看國外公司是怎么來管理的。

　　在哈佛大學讀MPA的時候，我把學習重點放在這三個方面：一是組織管理，特別是新經濟下的組織管理；二是策略管理，學習如何談判、溝通和建立團隊；三是如何在公共管理中間實施民意調查。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

留學經歷讓我受益良多。當時，我的導師是戈爾副總統的顧問，他的父親又是克林頓總統的顧問，他們父子所擅長的是做策略性民調。這種調查主要應用到對政黨、政治人物以及特定政策的預先研究和后期研究，這與我在國內所理解得很不一樣，這種策略性民調更多地強調實際應用和解決實際問題。

　　去哈佛讀書之前，我就打算將零點從傳統的民意調查公司轉為策略性的研究咨詢公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這段學習經歷直接支持了我的想法，因此我一回國就開始著手零點的轉型。

　　我是2001年回國的，那一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回來之前，我經常向國外的人介紹中國發展的情況；而回國后，我們整個國家都在討論加入WTO后該怎么辦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正是零點客戶所關心的，這時候，我在美國所學的知識一回國就派上了用場。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公司向研究型咨詢機構的轉型，開始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如果說客戶以前是到我們這里來買豬肉的話，那么現在我們所做的是告訴我們的客戶，你可能并不適合吃豬肉，因為你的血糖有問題。我們還會告訴他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為客戶做專業的食物控制。

　　在零點所做的工作中，我覺得最有意義的就是提供一些人文上的咨詢服務。比如北京的

城市規劃修訂工作，這看起來跟我們沒有什么關系，但是我們就提出了這些疑問：人文發展對規劃的要求怎么來滿足？人口老齡化是在加速，而規劃則是年輕的，這種沖突怎么解決？未來10年，北京將有35萬外國常住人口，這些因素怎樣影響北京？一個城市商務成本提高后，所有的服務都會漲價，那么人文會有什么變化？對基礎設施會有什么新的要求？我們把這些跟政府規劃部門一說，他們覺得很受啟發，以前大家都不考慮這些的。現在，北京11個衛星城全是由我們來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嚴格地說，我不算回國創業的海歸，我是在成立公司后才出國的。國外的這段經歷讓我有針對性地學習到了一些東西。從這點上說，我不是很贊成“小海歸”現象。因為出國留學最重要的是要學會被動學習，必須去學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東西，而小孩子往往由于叛逆心強，很多東西無法自控。

　　我一直認為，到國外去，更多的是學習一種方法論，方法論的價值大于知識的價值。所以出國一定要選擇一些工具性的國家。我覺得德國比法國的工具性強，英國比德國的工具性強，而整個美國的大學又比歐洲的大學更講究工具和方法。

　　現在，海歸越來越多，他們回國不論是就業還是創業，都會存在一些困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雇傭外國人員。零點集團每年都會雇傭幾個外籍人員，我覺得他們一是心態平和，對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判斷；二是他們比較熱愛學習，甚至經常向打掃衛生的阿姨詢問一些問題；三是有團隊意識，他們總是試圖考慮自己在這個團隊中應該怎么工作才最合適；最后一點是，他們不愛亂說話，不像我們有的海歸，吃不得一點虧。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海歸需要去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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