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一個文化理想主義者

　　從一個北京的鄰家女孩兒到今天中國職業女性的成功典范，楊瀾這些年總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幾個月前，她剛剛辭去陽光媒體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而且將其在陽光集團股份的51%無償捐贈社會，成立了非盈利機構“陽光文化基金會”，以促進文化傳播和社會公益事業。楊瀾說，作為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她今后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這一事業中來。

　　去美國留學前，我在《正大綜藝》正好做到了第200期。

　　我想出國學習的原因并不復雜，當時的工作環境和壓力，都讓我處于一個不斷重復自己的過程，很多的晚會節目，很多的社會活動，如此這般。我不愿意過重復的生活，覺得年輕的時候應該做更多的事情，見更大的世界。還有一點，我的興趣不在綜藝類節目上，我更喜歡文化和新聞類節目，所以希望到國外去看看。

　　正大集團的總裁謝國民先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1993年年底謝先生到北京來，我們一起吃飯，他問我：“你準備永遠這么做下去？有沒有想過向其他方面發展？有沒有想過再過十年八年，自己該怎么辦？有沒有想過

　　我半開玩笑地說：“我去留學的話，《正大綜藝》豈不是沒有主持人了？”謝先生的話讓我終生難忘，他很認真地回答我說：“我覺得一個節目沒有一個人重要。”

　　1994年1月，我順利地到美國留學，在紐約大學學了3個月的電影制作后，正式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攻讀國際傳媒。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習生活很有意思，除了本專業課程，我還到新聞、電影等學院去聽課。哥大具有濃厚的學術氣氛，對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我在哥大的生活說不上艱苦，其中不乏難忘的經歷。有一次我寫論文寫到半夜兩點鐘，好不容易敲完了，沒來得及存盤，那臺286電腦就死機了。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急得哭起來，因為早晨9點就要交上去。我記得宿舍周圍很安靜，除了自己的哭聲，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來爬去。但沒有辦法，最后還是擦干眼淚，一直熬到了早晨7點多，把論文重新完成。

　　哥大的學習使我收獲頗多，開放的學習環境使我開闊了視野，更親身接觸到了許多成功的傳媒人和先進的傳媒理念。業余時間，我與上海東方電視臺聯合制作了《楊瀾視線》，一個關于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專題節目。這是我第一次以獨立的眼光看世界，同時擔當策劃、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我希望借此實現從一個娛樂節目主持人向復合型傳媒人才的過渡。

　　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傳媒碩士學位后，當時美國幾家主流傳媒機構希望我留在美國工作。而且我的先生吳征1986年就到了美國，在美國有不錯的事業，已經適應了美國的生活。但我還是希望回到中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從事人文領域的留學生與學理工科的留學生不同，他們通過自然科學這種國際語言很容易在國外立足，而我們做文化和新聞的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很難在另一個不屬于自己的文化氛圍里發揮。說白了，我事業的根在中國，這是一種天然的情感聯系和血脈傳承，很簡單。

　　1997年，我回到國內。當時鳳凰衛視中文臺剛剛成立，我便加盟其中。1998年1月，《楊瀾工作室》正式開播，把欄目與主持人的名字緊緊捆綁在一起，應該是中國電視媒體較早的嘗試。鳳凰給了我很大的空間，我是主持人兼制片人，自己做選題，自己負責預算，對我來說這都是非常好的綜合鍛煉，對我以后從事《楊瀾訪談錄》等大型訪談節目都有深刻影響。

　　1999年，我離開了鳳凰。當然那段時間并沒有做家庭主婦，而是在籌備一個屬于自己的傳播平臺。我一直希望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傳播平臺，以承載我的文化理想。2000年8月8日，陽光衛視正式開播，這是當時大中華區第一家華語歷史人文主題頻道。

　　但4年中，陽光衛視遭遇了很多困難和變故。我自己很喜歡紀錄片，電視雖是快餐文化，但在紀錄人類文化和人類心靈的歷程方面應該有它的功用。國外同類的電視節目主要靠收費盈利，我們最初也判斷中國的收費電視很快就會發展起來，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錯了。

　　回過頭看，很難用“后悔”來簡單地形容，只是覺得愧對那些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投資者。這種心理壓力一直沒有減輕過。但是電視主題文化頻道的概念隨后大量出現，這是趨勢。陽光衛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這段經歷，讓我成熟多了，我后來也在反思，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商人的料，我是不是太理想主義了。在后來管理陽光媒體投資集團的時候，我吸取了經營陽光衛視的很多教訓，更多地遵循商業的規律，改變了經營的思路，比如投資多元化，分擔投資風險，同時投資新媒體，與網絡媒體進行廣泛的合作。

　　幾個月前，我辭去了陽光媒體投資集團主席的職位。我只是覺得，自己在商業上并沒有激情，我歸根到底還是想做文化事業，我喜歡的還是文化傳播和新聞，這可以說是一種回歸吧。

　　我現在是陽光文化基金會的主席，我希望通過基金會，更多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促進中國的慈善事業和環保事業。我現在還擔任著中國慈善總會的形象大使，希望在這方面能做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