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一個純潔的獨行者

　　王選在日本對華細菌戰的民間索賠道路上已經奔波了10年。盡管被多家國內媒體評為年度人物，盡管不缺少榮譽、鮮花和掌聲，然而，漫漫索賠路上，除了那些相繼離世的細菌戰受害者，走在最前面的依然只有這么一位孤獨的女子：沒有助手，沒有接班人，缺少經費，也沒有科研機構穩定持續地投入調查取證工作……王選愿意回憶童年的記憶、從插隊落戶到留學日本的經歷，唯獨對索賠，王選欲語還休：“所有的問題，5年前我全都說過�！�

　　每個人做事，都有一個Background(背景)，我的Background離不開我的家鄉, 我的父親。

　　我老家是浙江

　　父親在上海一邊學習，一邊工作，抗戰爆發后，父親參加了地下黨。從小，父親就給我們講日軍的兇暴，也講到日軍在崇山投放鼠疫、村子里死了很多人的事情，其中有他唯一的兄弟，當年13歲。記得小時看我家的大相冊，有一張30歲左右的男性照片，面目沉靜嚴肅。我問我父親是誰，他說是一名地下黨，被日本憲兵抓走了。我問后來這個人怎么樣了，父親看上去很沉痛，似乎很不愿意啟口，一字一句地說，總是被他們殺了吧，一位很好的同志，可惜了。

　　父親天資聰慧，也很好學。我們家族從民國初期到晚期，親戚中有些法律界的關系，我爺爺的表兄民國初期在北京的司法部任高參，義烏縣志里有記載。他的兒子和外孫也在上海司法界，我父親就和他們在一起。我和法律也有些緣，1980年代初，我當過法律代理人，還想轉行當律師，后來因為去日本

　　父親的性格對我影響也很大，父親是個深沉寡言的人，生活非常樸素，僅有兩件襯衣，還分不清。他吃飯從來只吃七分飽，簡直有點像清教徒。我也有點遺傳父親的性格，對輕飄飄的東西不感興趣，骨子里是個很沉重的人。

　　記得小時候非常喜歡看書，最喜歡的是李清照，但不是她的“人比黃花瘦”，而是“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既有身為女性細膩、敏感的一面，又有一種蒼勁的力量，我覺得只有這樣，一個女人才是完整的。

　　我從小就是個很執著的人。7歲的時候，因為是8月份出生的，按規定要在下一年才能上小學。那些7月份出生的小朋友上學了，自己很不樂意，就在幼兒園哭了整整一天，哭得幼兒園的天都要塌了。最后我們老師跑過來說，“王選你別哭了，我一定給你想辦法，讓你上學。”她真的幫我上了小學。

　　14歲的時候，我和班里6個女生從上海出發，背著行囊，走路去井岡山。走了多久我已經不記得了，反正是雨雪中翻山越嶺。當時我是我們班年齡最小、又是長得最矮小的一個。爬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要倒下了，或者就累得睡著了。我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往上看還有多少路，也不往下看已經有多高，就是埋頭一步步地走，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就走到了。我現在做訴訟也一樣，我不知道前面還有多少路，只顧悶頭趕路。

　　1969年1月，我從上�；氐搅x烏家鄉插隊落戶，和我父親走出農村到上海的時候同歲。1973年，我家還是摘帽右派，我復習功課，到處找人，每天來回走15公里的路，為自己爭取到了上大學的機會，到杭州大學讀英語。我那時的志向是做一名外交官。我對歷史、政治、社會、國際關系這些人文的領域感興趣，后來一接觸到細菌戰，就一頭扎了進去，它幾乎涉及所有我感興趣的領域。

　　1987年，我隨丈夫之后留學日本。留學期間，我對日本的文化、民族的性格有些他角度的觀察和思考。那時候日本大學里還是很權威主義，研究生上課時，學生間很少有討論，對老師更是畢恭畢敬。我家鄰居是一位以色列猶太人，在筑波大學讀文化心理學博士，對此抱怨不已，說怎么連研究生上課都沒有討論，人人都把自己包起來，怎么研究心理學？我大學是學英語的，對那樣的文化氛圍也感到陌生。當時正值日本經濟奇跡，受到西方的廣泛關注，很多西方人到日本公司工作，日本學的研究也很興旺，出了不少西方人用英語寫的關于日本社會文化的書。我在日本教英語謀生，同事中有不少歐美人，也有筑波大學的歐美留學生，經常和他們在一起談論日本社會和文化，自己在教學中，也發現中、日、英美三種文化的沖撞，使我覺得異文化背景的對話和溝通非常重要。我覺得，中國人作為亞洲人，比歐美人更理解和尊重日本和日本人。

　　我丈夫讀完書后，在日本一個小城市和日本人合開了一家貿易公司，我為一家企業做中國商務研究和科研交流，不用坐班。1995年8月3日，我在英文的《日本時報》上讀到一則消息：哈爾濱召開了首屆731部隊細菌戰國際研討會，會上有日本和平人士報告了他們去我家鄉義烏崇山村調查的細菌戰情況，并提到3位村民代表全村百姓要求日本賠償細菌戰損害。我聯絡上參與調查的日本人，告訴他們我是崇山人的后代，加入了他們的隊伍。

　　1997年8月，朝日電視臺首次報道了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