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文化革命后的文化沖擊

　　52歲的許小年清瘦冷峻，眼神似乎具有穿透力。作為“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于1991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后，許小年先后任職麻省Amherst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世界銀行顧問、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1999年加盟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主管研究部后，“中國股市千點論”就一直讓他身處市場漩渦中心。2004年2月，許小年離開中金，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任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文化大革命”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這一代人因此特別渴望學習。1978年恢復高考重返大學時，正趕上改革開放初期，從當時得到的一些零散材料和信息，感到這10年間國外的文化、教育、社會、經濟都在突飛猛進，而我們是停滯的10年，中國教育也中斷了10年，盡管大家為有機會上學而高興，但都感覺所學知識的陳舊，還有很多新的東西在我們的學校里是學不到的。

　　我作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畢業之后進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在其他人眼中這是個非常好的工作機會，但我更希望有機會接觸到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碰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聯系了一些美國大學，在中國選拔學生到美國去念博士，我很幸運地通過了鄒至莊項目的考試，被推薦到美國

　　海外學習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文化沖擊。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長期處于一個封閉的社會中，當我們第一次看到西方世界、看到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被驚呆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和國內經濟的落后有如天壤之別。在經歷了初期的震蕩之后，開始冷靜下來思考問題，為什么人家這樣發達而我們如此落后？結果是遭遇了第二次也是更為深刻的文化沖擊：發現東西方價值體系的差異甚至比經濟發達程度的對比反差還要大。

　　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個人從屬于集體，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這也難怪，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的100多年積貧積弱，長期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盡快實現工業化以保證國家的獨立，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由此產生了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體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手段把如同散沙一盤的中國人和資源組織起來，為了富國強兵的共同目標而努力。再看美國，那是個人至上的國家，不存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強制性地要求所有的美國人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下工作，那里的哲學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但就是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美國還是建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依然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國家。這對我的觸動非常大，在國內也讀過亞當·斯密，只有在美國學習時，教授們用非常嚴格的數學形式證明了斯密的論斷——“無形之手”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時，才認識到斯密的偉大，才理解了為什么個人主義是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

　　1997年我回國工作，發現我們的體制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國內工作時間越長，這種感覺就越強烈。鄧小平是一代偉人，1978年他提出改革開放，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們接受了市場經濟，決定了要在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一定要跟著變，現在的問題是上層建筑的變化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上層建筑就是現代經濟學所講的制度，包括思想觀念和意識、產權、法律體系、監管體系、治理機制等等。就說觀念吧，個人主義、個人的權利在市場經濟中是天經地義，但受儒家“小人喻于利”的影響，我們到現在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市場經濟要求法治，我們是人治了幾千年，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有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制度的變革、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27年了，將來可能還需要兩個、三個甚至10個27年，并且能不能過渡到比較成熟、比較健康的市場經濟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這代人接受過正統教育，包括了古代知識分子的“先天下憂而憂”，自己圖個溫飽以外，思考中國未來的人不在少數。我在工作過程中也思考一些問題，寫文章跟大家交流，希望引起討論，能夠使我們向市場經濟過渡得更順利一些。即使做這樣的事，也碰到文化沖突，中國人信奉中庸之道，講話不可過激，語氣稍強就會有人覺得難以接受。從我個人來說，不愿意聳人聽聞，嘩眾取寵，但碰上麻木的聽眾，有時也不得不提高嗓門。

　　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認為自己還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自由的、批判的、獨立的、先行的，這就決定了他們注定會被人們誤解，起碼在初期，注定會在很長時間內無法為社會所接受。

　　在回國以來的經歷中，我最看重的是在中金公司工作時所提倡的價值投資理念。價值投資現在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