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四十年濃縮五百年

　　文/蘇彥

　　孔祥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部級優秀專家。山西財經大學教授，遼寧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中國供銷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商業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山西省商業聯合會副會長，遼寧大學、山西大學、中北大學、北京商業管理干部學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工程咨詢專家委員會專家。

　　1963年8月畢業于山西財經學院財政金融系，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1997年12月至2000年l0月任山西財經大學黨委書記。

　　在山西經濟學界，尤其是在金融票號史研究領域，孔祥毅教授的名字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符號。

　　十多年前，記者曾有幸成為孔教授旗下的學生，盡管在上大學的四年中，真正的謀面也就有限的幾次，他當時是山西財經學院的院長。所以，當我以一個記錄者的姿態坐到孔教授面前時，生出一種不由自主的崇敬。比我印象中稍顯瘦削，但很精神，尤其是在談到他研究了40年的晉商時，孔教授眼角眉梢有掩飾不住的興奮。

　　指點四十年晉商研究路

　　回憶起自己過去40年來的研究歷程，最準確的還是他在自己一本書的序言里的話，看似平實無奇的敘述中流露出對他的事業的熱愛。所以，在此輯錄如下：

　　不知不覺大學畢業已經40多年了。在這40年中，除了最近搞了十幾年學校管理工作外，基本上都是讀書、教書、寫書。我們這些搞社會科學的，不可能在實驗室發現規律。研究經濟金融理論，需要研究經濟金融歷史，通過經濟金融發展過程的分析，去探討規律性。

　　1963年一踏上工作崗位，領導交給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參加山西票號史料編寫組的工作。山西票號史料編寫組是1960年成立的，是學校的一個重點科研課題組。從1960年開始，到1963年春主要資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書稿框架已經出來。大約在1963年9月系里調整了教學與科研人員的力量，減少編寫組成員。我是編寫組的新兵，編寫組給我的任務是收集、研究票號為什么會發生在山西的史料。

　　我在山西省圖書館泡了三個多月，翻閱了40多部府、州、縣志，還有20世紀初中外學者們的一些研究成果，收獲很大，心情也很激動。但是12月初的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我去省委黨校學習一個月，然后下鄉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這樣我中斷了這個題目的研究，一去就是三年，到“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紅衛兵大串聯時，才返回學校，但是票號研究已經停下來了。然而山西票號與山西商人的關系問題始終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974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接受了國家關于民國金融史的研究任務，要求山西分行配合研究民國時期閻錫山獨立王國統治下的山西省銀行歷史。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被借調參加了山西省金融史編寫組的工作，對散在民間的和山西省圖書館、檔案館和國家第二檔案館，以及南京、上海、山西各縣的資料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整理，到1977年基本完成《閻錫山和山西省銀行》史料。就在接近結束時，人民銀行總行又指示山西金融史編寫組繼續完成《山西票號史料》收集整理工作。這樣，我又二度參與了山西票號史料的研究工作。

　　1981年我偶然看到一條消息，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寺田隆信先生出版了一本《山西商人研究》的書，我寫了一封信，并附去了我們的《閻錫山和山西省銀行》一書。沒過多久我收到了寺田先生寄來的日文版《山西商人研究》。我讀了他的《山西商人研究》感到很震驚，一個日本人竟然能對山西商人的了解比我們山西人還清楚，我深感不安，這是山西人的羞愧，是山西財經學院學者的恥辱。后來又了解到日本還有老一代的學者左伯富先生，新一代的學者濱下武志、松浦章先生等都是研究山西商人的專家。心里想，山西商人在山西，山西商人研究的專家豈能在日本?

　　在山西財經學院和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的領導下，經過行、校兩家共同組成的編寫組全體成員的一致努力，1981年末完成了《山西票號史料》的補充修訂，于1982年春天召開了“票號討論會”，來自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專家對山西票號研究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到1990年，《山西票號史料》終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大概是由于這些經歷，所以在后來的教學中，盡管我主要是講授貨幣銀行學理論，但是對金融史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

　　1992年，在著名劇作家華而實等同志的努力下，“晉商文化研究會”成立，我作為研究會的副會長之一也積極推動晉商與票號的研究與宣傳。1995年，晉中地委和行署決定建設晉中晉商大院文化旅游走廊，確立旅游經濟為支柱產業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晉商和票號研究與現代經濟發展聯系起來，票號研究從此走出了經院式閉門研究的藩籬，給晉商與票號研究注入了活力。

　　指點明清晉商成敗

　　晉商在其近五百年的歷史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留給后人以豐富的經營寶訓，是一筆澤被世人、恩澤后代的遺產。500年間，晉商以其勤勞、智慧傳承富裕、文明，足跡遍華夏，聲名振歐亞，影響之大，在中國、在亞洲甚至于世界商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晉商精神，也是晉商文化內涵的核心，晉商精神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重商立業的人生觀，誠信義利的價值觀，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同舟共濟的協調思想。”

　　重商立業的人生觀：山西自宋元以后，逐漸在民間形成了一種重商觀念，即“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這就是通過經商獲得金錢，然后置房產買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貸，經商獲取收入，以其商業收入發展商業和金融業，建立以商業為始點的價值循環和增值過程。這種與傳統倫理觀念相伴的人生觀，是山西商業發達的思想基礎。

　　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山西商人同全國各地商人一樣受孔孟之道影響，崇尚信義，在其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范，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晉商的成功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的。

　　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差。而往來于“茶馬之路”的山西商人，販茶于福建、湖南，銷售于大漠之北，千山萬水，穿沙漠瀚海，夏則頭頂烈日，冬則餐飲冰雪，年復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經商于新疆、蒙古、俄國、日本的山西商人，更需要克服語言和生活習慣等等障礙，沒有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是難以稱雄于商界的。

　　同舟共濟的協調思想：山西商人篤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尤其是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持和關照。

　　盡管在傳統思想中，商人的地位一直受到壓制，但由于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商人在當時還是比較受政府重視的，官府對商人的正常經營不加干預。晉商在明清時代的崛起，與當時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民族方面的政策有很大關系。特別是清代后半期，由于晉商積極為清政府辦理籌款，辦理捐納匯兌，代理財政收支匯解等，與清政府的關系迅速密切起來。可以說，與官府的密切勾結使晉商在一定時期內獲得了巨大收益，但到清末民初，與官吏的過往太密，則是晉商迅速垮臺的原因之一。

　　晉商衰落的原因可以分為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從客觀原因方面分析主要有：一是交通改變，商路轉移，失去地理優勢。

　　山西商人的貿易重心在蒙古、俄國，由于科技的進步，19世紀末隨著鐵路、輪船現代交通工具的引入，海上貿易迅速擴大，沿海、沿江(長江)商路擴大，歐洲以及俄國亞洲部分商品多經海上輸入中國，出口商品亦由海上輸出，原來的經山西北出歸化、庫倫、恰克圖的路線頓時冷落，而京包線的開通，也改變了晉商貨運的格局，失去了山西商務的地理優勢。這是自然條件造成了交通方面的變化。

　　二是外商入侵，洋貨泛濫，失去了舊有市場。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洋貨輸入，洋行人侵，舊有的中國市場上插進了一支以堅船利炮為后盾，經營現代機器生產和成本低、質量好的洋商品的洋行這樣一支競爭對手。晉商拜倒在清政府下，清政府拜倒在洋人下，自然晉商不是洋商的對手。

　　三是清廷退位，政治動蕩，貸款荒廢，存款逼提。隨著清政府跨臺，官吏四散，山西票號對政府的放款，一夜之間成為荒賬，而官吏個人的存款卻需如數支付，擠兌風潮，將票號逼得只能關門破產。

　　從晉商自身看，其衰落的主觀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制度缺陷，股東無限責任企業破產后累及老家的財產。二是財東腐敗，不理號事，管理混亂。清末，山西商人的財東已漸漸失去其創始人的精神和風貌，只知坐家享受，不知業務艱辛，而各地商號管理人員見財東腐敗，也乘機搗鬼，虧賠增加。三是拒絕改革，固守舊制，失去發展機會。山西商人在商路改變、失去地理優勢，和洋貨深入、土貨滯銷、市場縮小的情況下，舊有的組織管理形式、經營方針受到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卻遲遲沒有重大的改革和創新。

　　指點新晉商發展路

　　晉商的以企業制度為核心的經營管理之道，在當時是很完備和先進的。今天，把晉商的決策、領導、監督、控制等管理機制及其與內外環境的協調，同當代經濟學、社會學及管理學、行為科學、心理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對研究、探討今天的企業經營管理會有很高的價值。

　　我們研究晉商不是醉心于頌揚他們當年的輝煌業績，也不是要沉溺于繁瑣的歷史細節，而是要實事求是地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去和現實相結合，去指導今天的實踐。

　　在當前中國東部快跑，西部提速，東北振興的情況下，中部在塌陷。中部經濟塌陷中，山西金融呈緊縮狀態，表現在資金外流嚴重；金融保險業產值比重不斷降低，從1995年占全省GDP的12%降到2003年的3.62%；銀行貸款效率下降，山西億元貸款創造的GDP，1978年是2.1億元，1999年只有0.7億元，貸款使用效率也從1990年的0.684降至2002年的0.513；不良貸款率從1990年代初的15%—18%之間上升到現在的30%—40%；資本市場發展滯后，上市公司有24戶，是全部上市企業的1.58%，市值僅占1.07%，而且上市公司融資能力差，1993年以來山西從

　　山西要建成新型

　　山西經濟結構是一種衰竭性經濟結構,因為山西再生產過程中損耗與補償極不對稱。給這種不對稱雪上加霜的是,山西付出極大代價掙下來的一大筆資金,又通過富豪外地消費的形式大量流失。

　　目前的山西民營企業家在繼承了老晉商的“官商”傳統的同時，卻丟失了老晉商一個寶貴特質:走出去的市場開拓精神。自從一些晉商將視野盯住官場以后，因為很容易獲得豐厚利潤，通過商業與金融創新去尋求新發展就不再重要了，以致坐失改革良機。

　　就山西民營企業來說,現代企業機制完善的任務確實很重。晉商的整體素質有待提高，向現代商人轉變，晉商還需要把丟掉的寶貴東西撿回來。

　　當前中國正處于新一輪經濟高潮。由于2003下半年到2004年的宏觀調控，經濟周期可能延長，2005年至2006年會是高峰期。

　　改革開放25年來，第一輪發展高潮是沿海戰略，山西沒有趕上；第二輪西部大開發，山西沒有趕上；2001年以來，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擴張，晉商能不能抓住機遇迎頭趕上？是無所作為還是破釜沉舟？

　　隨著科學發展觀和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晉商復興，正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