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記者 闞世華
疑惑中前行
《中國新時代》：為什么會選擇投資做“征途”網游？
史玉柱：其實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隊，帶著一套很好的思路。根據他們的思路及策劃方案可以做成中國最好的2D網絡游戲。我覺得這個思路挺好，于是對這個團隊進行投資，這也算是我的風險投資的一種。這個項目前期投資不大，我第一步給他們的投資是研發的費用，1個月前，這個產品項目前期已經出來，只是還沒有面市，經過測試評估，基本上達到了我理想的效果，預計未來將追加投資3—5個億現金。
《中國新時代》：那你認為為什么做四通的總裁的會是你？
史玉柱：因為我是四通控股的大股東，兩大股東一個是我一個是段永基。老段之所以用我：第一老段對我這個人了解；第二我本身是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我會為公司的利益與發展著想，用我要比從外面聘請職業經理人要好得多，因為我會把公司的利益看得很重。
《中國新時代》：把腦白金賣給段永基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史玉柱：實際上是我們一直想踏入國際資本市場，本來我們和美國一家很大的保健品公司一直在談賣股權的事情，已經到了快要簽合同的階段，后來和段永基談到這個事情，他說其實這個項目可以和他合作，當天晚上我們就談成了，按9倍的市贏率賣給他，比賣給外國人便宜。現在還有國外公司要買四通控股的股權，出價是15倍市贏率，相當于作價3億美元。我們的合作雙方都是獲利的：我們踏入了國際資本市場的平臺，另外我們還回收了部分現金；對于四通控股上市公司來說，他一下子靠新浪賺了那么多的錢，一下收購了一個贏利很強的企業，雙方都是獲利的。
《中國新時代》：您對多元化經營有何看法？
史玉柱：多元化經營沒有幾個可以成功的，至少10年前還在高喊多元化發展的企業，現在沒有幾個是成功的。相反的就是那些搞專業化經營的企業都活的很好，從前珠海的巨人集團就是典型多元化的失敗案例，最后的下場是一塌糊涂。
記者：您現在不也在進行著多元化的發展么？
史玉柱：多元化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也許我現在的這種發展戰略是個錯誤，但是我自己理解是這樣的，投資分幾大類：一類是產業投資、第二類是財務投資。它們最大的區別在于，產業投資必須要全身心的介入到產業發展的里面，你要組織團隊去經營企業。而財務投資則是在投資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不必去管了。
我變了
《中國新時代》：你曾經是以具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賭博”方式來掌控企業的命運的，如今您是否依然是用這種“賭博”方式來運作企業？
史玉柱：什么叫賭？只要不是在賭場，這個賭就意味著你對行為的結果沒有任何的把握。從這個角度來講，任何一個企業的任何一個投資行為都是在賭博，因為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規律性。比如說我投資民生銀行，民生銀行的投資風險已經很小了，這也是一種賭。但用“賭博”的這個詞，就有貶義了。
我們現在設有投資委員會，而且只是第一道關，如果投資委員會同意，還會請來專業的機構，如投資銀行，幫助認證，請國際四大事務所之一的事務所介入。這幾年我們的投資行為并不多，在平均一年不到一個投資項目，這樣的投資行為在企業里面算是很少的，現在的投資膽子比以前的要小得多，過去投資是過于冒進，現在則是過于謹慎。
《中國新時代》：現在，你個人的意愿是否決定著公司的命運？
史玉柱：不是，現在公司的管理都是團隊在抓，公司管理方面我一點都不管，最多是這些公司開總結大會的時候我去參加，在過去的這10年里證明了這個團隊是非常優秀的，所以我不參加管理。
即使我現在擔任香港四通控股上市公司的CEO，實際上我也不去管理具體的事情，我只是管公司計劃和香港上市公司投資方面的事情，另外，像四通控股有的企業不贏利，我會把這些企業從上市公司中賣出去，但我不負責具體的工作。我已經脫手了五六年了。
《中國新時代》：在復出之初你為何要堅持還債？
史玉柱：第一，實際上我個人不愛錢，我只把錢看成一種符號。之所以要還債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我的確是已經有能力把2個億的債務還清，而且除了還債的資金之外，我的資金儲備在當時大概還有7、8個億，既然有能力還清，我自己還要那么多的錢做什么呢？
第二，畢竟那是自己過去的一大敗筆，既然自己有錢了，就該把錢還給老百姓，否則會一直心有不安的。
《中國新時代》：當年您曾經說“自己一生只做一個行業”，后來為何又轉變了？
史玉柱：我說的是“一個時期只能做一個行業”。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投資多了精力會很分散。我覺得一個企業最大的資源是團隊的精力，其次才是資金，如果團隊精力一分散，在一個項目領域就會很難成為最強的團隊。市場競爭那么激烈，如果你不是最強的，你就很難能成功。
《中國新時代》：最初你給人的印象是，對運用高調宣傳來造勢掌握得非常嫻熟，但現在似乎更多的保持低調與沉默，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
史玉柱：因為我非常害怕媒體，部分媒體喜歡亂說不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攪進去，攪進去是沒有公理的。最好的選擇就是遠離是非。
《中國新時代》：從企業家到投資家轉變的過程中，角色會怎樣轉變？
史玉柱：搞投資的更需要低調行事，無須任何宣傳，會更沉默。
記憶中的往事
《中國新時代》：現在回想起來，你怎樣評價自己以前的經歷？
史玉柱：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統計局上班，因為覺得那種工作環境使人的想法與個性受到壓抑，決定下海經商。最初的創業在深圳開始，那時的感覺特別好，從很低的起點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樂的時候。
后來到達成功頂峰的時候，就有些迷惑，開始忘乎所以了，現在回頭看，真覺得挺荒唐的，那是我犯錯誤最多的時候。再次進入低谷時，1997年公司最困難的時期，反而又是最愉快的時候。現在又到了一定的規模，又到了一個痛苦的時期，隨之而來的麻煩事增多，被媒體追逐關注，公司有錢以后來自社會上攤派的、有關部門來找麻煩的，種種麻煩事很多。沒有公司小的時候舒服，那時生活質量是最好的。
《中國新時代》：在困難時期，您身邊是否有人與您共患難？
史玉柱：在最艱難的那段時間，我的整個團隊，將近100多人的干部都和我在一起，在那段時間里，所有的人大半年都沒有拿工資，后來才給他們補發。現在這些人都在集團擔任重要職位。
《中國新時代》：在您最困難的時期，您身邊的同事及朋友是怎樣對您的？
史玉柱：同事們都鼓勵我堅持下去，好朋友也鼓勵我千萬別消沉下去，實際上那時我并沒有消沉。其實在我資金最困難的時候，我只向呂松濤借錢了，其他的朋友我都沒有去尋求他們的支持，我全是靠自己的。那段時間就算是和一些朋友聊天也只是海闊天空地聊，本身人也很輕松，很少談業務上的事情。
倒是和同事談業務的事情比較多，當時大家都很很樂觀。因為當時的業務市場是一個城市一個月就是幾百萬，可想而知全國市場一個月的市場收入是多少，所以我們當時的情況并不是像外界宣揚的我們有多么的艱難。我們真正的困難只有3個月，轉眼間就過去了。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