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雄母親的商業歧路 一個創業者的時代悲劇

　　文/本刊記者 張婧

　　她是半輩子只知丈夫孩子的家庭主婦。

　　她是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犧牲的英雄的母親。

　　富貴時，她擁資千萬；落魄時，她撿拾垃圾……

　　天黑了，整條巷子的光線暗了下來。在建筑物投下的重重陰影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一邊熟練地把地上的礦泉水瓶子裝進隨身攜帶的一條麻布口袋，一邊在心里默默地數數：第34個、第35個……一個1毛錢，今天的生活費已經“撿”夠了。

　　一個過路的人喝完了飲料，將空瓶子扔到她的面前，“撿垃圾的，這里還有一個！”

　　老婆婆的身子一陣顫抖，眼淚忍不住順著面頰直往下流——“撿垃圾的，我是撿垃圾的……”

　　沒有人想到，她會是上世紀90年代初重慶聲名赫赫的女富豪、亞新實業公司董事長羅亞軍，鼎盛時期她的個人資產超過千萬……然而時過境遷，所有的光環和財富都已離她遠去，除了那些偶爾回想起來還覺得幸福的夢。她現在每天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從垃圾里發現一些有用的東西來換回幾元幾十元的生活費，以及如何應付時時上門討債的“黑社會”。

　　扛在彈弓上的希望

　　羅亞軍的家，在重慶市黃桷坪派出所旁的巷子里。整個巷子都沒有人知道羅亞軍是誰，當提起“楊百萬”這個名號時，所有人都反應了過來，隨之便是長嘆一聲。

　　終于找到羅亞軍，她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空蕩蕩的房間里，擺著幾件陳舊老式的家具，一臺發黃的冰箱和柜式空調，是昔日富足的遺跡。

　　跟電話里再三婉拒采訪的戒備相反，見面之后的羅亞軍雖然憔悴，但和藹可親，和街頭任何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沒有兩樣，記者很難想像這就是那個曾經名噪一時的千萬富婆。她穿著一件上世紀時興的花襯衣，肩上還架著兩片厚厚的墊肩。她說：“我已經有10年沒有穿過新衣服了，這些都是當年風光的時候買的。”說起當初的輝煌，她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如果非要把我的人生分成兩個階段，我想應該是從50歲開始。50歲前，我過著平淡的家庭主婦生活，50歲后，我開始把自己當成一個男人，想著如何去改善這個家。

　　我有四個兒子，大兒子楊柏林是最乖巧明事理的，我疼得最多的也是他。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他最終用自己的生命報答了我們這個家。1979年，柏林才19歲，就犧牲在了對越反擊戰的前線，追加為一等功臣。柏林走后，政府發放了1000元的撫恤金，握著生平見到的第一筆豐厚的錢，我哭得失了聲。后來看電影《高山下的花環》，里面有個娃娃為救戰友犧牲了，看得我眼淚不停地流，他的事簡直和柏林一模一樣啊。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在悲痛中度過的，這時偏又發現小兒子得了先天性糖尿病。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我得治好小兒子的病，治病就得花錢。柏林的撫恤金是不夠的，我也舍不得動用。

　　有一次，鄰居到我家串門聊天，說他親戚在做棉絮加工。我正在為錢發愁，聽了心里一亮，這事簡單、風險小、容易上路，人家都可以做，我為什么不能做？我決定動用那筆撫恤金。

　　我用600元進了一車棉紗，這就剩下了400元。因為棉紗太貴，后來就一斤一斤地買。彈弓很重，起初我得走幾步歇一陣，后來覺得太浪費時間，便撐著身子一路扛著走，勒得肩上紅一塊紫一塊的。

　　因為圖便宜，我用的是棉紡廠不要的下腳羊毛，羊毛又臟又臭，上面沾滿了油和灰塵。我又是個生手，動作自然比別人要笨拙多了，也會經常被羊毛上的灰塵嗆得透不過氣。為了多賣，我降低賣價，別人一床賣9元，我就賣8元，直到賣出去后，才敢彈下一床。這樣，辛辛苦苦地彈了一年，我手頭攢下了2萬元錢，望著這錢，這一年所受的苦都值了，小兒子的病也可以治了。

　　兒子的皮鞋廠

　　羅亞軍言談中夾雜著記者都感到新鮮的書面語，而她其實是個沒有文化的老太太，僅會寫的三個字“羅亞軍”還是在掃盲班里學的。“后來做生意，不曉得怎么就會認些字了。”羅亞軍笑著說。記者發現，她其實是個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也許是被生活的重負遮蔽了。當繃緊的弦松弛下來，她變得善談起來，也許那段時光，在羅亞軍的印象中，是最快樂的。

　　在重慶，鞋佬們坐在掛滿皮件的門面后面，指點著徒弟們叮叮當當做鞋的景象是常見的。表妹夫冉鵬程就是從這門面后面走出來的鞋匠，后來進了廠，到了重慶一家皮鞋廠的供銷部。表妹夫在得知我攢下了一些錢后，便勸我辦皮鞋廠，說改革開放了，要瞅準機會賺大錢。

　　我想了三天。彈棉絮真是很累，我一個老太婆，體力只會越來越不行。但是我不可能停下來不干呀，一是閑不下來，二呢，我已經喜歡上那種賺錢的感覺。而且，所有的錢都是用柏林的撫恤金賺來的，錢在，我就感覺兒子跟我在一起，錢讓我踏實。第四天，我約了冉鵬程。于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成了我們巷子里第一個做大“買賣”的人。

　　我拿那2萬元錢作為啟動資金，在20平米的家里辦起了小型皮鞋廠，自己當起廠長來。整條巷子和巷子外的人都在說，英雄媽媽當廠長了！然而真正的軍師是冉鵬程。冉鵬程說辦廠要掛名，掛什么名，我一下想到大兒子的名字，就掛大兒子的名字吧，于是，“柏林皮鞋廠”誕生了。有了“柏林”，我感覺兒子重生了，我不再光想著掙錢，而更多地想著要把生意做大，因為，我是在替兒子做事。兒子在遺書里說，要我們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第一批皮鞋很快生產出來了。冉鵬程說，重慶目前的皮鞋格局是二分天下，南坪、大渡口的諸多生產廠家已經占盡了優勢，我們的皮鞋只能往外銷，不能在本地和別人搶。我覺得這番話著實有道理，于是把所有皮鞋全部交給他帶到外地銷售。

　　冉鵬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那可是價值1萬元的東西啊，我不敢相信！但皮鞋廠不能就此關門，我也不能丟這個臉。我決心自己搞。雇了一個幫工，兩個底工，皮鞋廠重新開張。

　　我不懂從哪里進貨，就一路問過去，不懂怎么生產，就悄悄地學別人。慢慢地就懂得了什么是鞋皮、鞋楦、鞋底、內襯、包頭、鞋飾；還知道了先有鞋楦，才有鞋型，每生產一種款式的皮鞋都要先做一雙鞋楦；并能從皮面上辨別皮子的真偽和類別。我身兼數職，既是采購員，又是生產員和銷售員，成品生產好了，我就到鞋販子那一家一家地兜售。別人都覺得我老實，又是一個年紀大的老人家，還是英雄母親，都相信我，都愿意跟我做生意。越是這樣，我越是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從不騙人害人，生意也就越好。

　　“百萬樓”的夭折

　　所謂“百萬樓”，是一幢六層樓的老房子，是羅亞軍于1985年修建的，她和家人住在頂樓。現在這幢樓早已抵押給了銀行，底樓臨街的門面租給郵局，旁邊的一個小門面租給一家收破爛的，每個月的租金都被債主拿走了。他們一家則躲在頂樓(必須穿過垃圾堆才能上樓)，靠老伴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頂樓用一道鐵門與外界隔絕，隔開了兩個世界。

　　1986年，我在重慶黃桷坪正街投資80萬元修了一幢樓房，用于商業經營。上下六層，每層六間房，配有廚房、衛生間、預留電梯間，外立面也是由馬賽克鑲嵌而成，豪華氣派堪稱當時的旗艦。人們都稱其為“百萬樓”，我也自然成了“楊百萬”。

　　但電梯沒能裝起來，皮鞋廠也在新樓里沒開多久。

　　1992年，靠著皮鞋生意，我已有300多萬元的資本。柏林皮鞋廠也越做越大，從當初的3人增加到100人，產品在當時的重慶百貨商場、華華百貨、四鞋百貨等地方都有銷售點，我也成了遠近聞名的皮鞋大戶。當然其中的艱辛只有我自己明白。我可以自信地說，我已經成為了一個“無所不能”的商人，在皮鞋廠，我既是廠長，又是會計，所有決策我一人說了算，因為我不會再輕易相信他人的讒言。

　　同年，我偶然間得到了一個消息。地處重慶市解放碑的一家電影院，因房屋陳舊破爛，嚴重影響了形象與市容，急需大量資金改造。后來經相關部門牽線，電影院領導也與我多次協商，希望我能投資。任何人都想把事業做大，我也不例外。而且當時因為皮鞋廠的成功，我認為自己還能做更多、更大的事。因此我在沒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在最短的時間里做出了決定，與電影院簽訂了合同。

　　我不懂法律，拿到合同就以為萬事大吉了，將自己的幾百萬毫無保留地投入了進去。1994年，我建成了當時首屈一指的亞新娛樂城，其中僅中央空調這一項就投入140萬元。

　　有個律師朋友曾提醒我，這么大的投資還是謹慎點好，況且他認為娛樂城手續不全。他讓我給他一筆費用，他會幫我把這件事情處理好。換了現在，我一定會跟他合作，因為沒有哪一個人是全能的，只有讓別人賺錢，自己才能賺到錢。當時我卻一口回絕：光投資娛樂城和前期的裝修等等，我就花費了幾百萬，現在還沒有開始營業賺錢，就又要往外吐錢？再說我羅亞軍也不是不懂生意上的事情，想用這件事敲詐我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的態度更加堅決：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數。

　　娛樂城開業了，每天都有兩三萬的營業額，我的人生也進入到了一個最頂峰的時期，走到哪里都會有人追著、捧著。我想，我的辛苦沒有白費，我的努力與正確的抉擇也讓家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我的娛樂城先是莫名其妙地停水停電，后來下水管道又被人堵上了。為了保證營業，我不得不借資改造水電，增添設備，疏通溝渠。

　　這些計劃外的投入榨干了我的每一分錢。無奈之下，我只得將皮鞋廠關閉，賣掉了門市。我希望通過追加投資，能夠挽回局面，其實我卻忽視了這些“沉沒成本”的利害關系。

　　一日喜從天降，一朋友主動找上門來，愿意借款給我，解決我的燃眉之急，條件是返還高額利息，如果達成共識，他立馬往我的賬上打進300萬。在此之前，我沒有和高利貸交涉過，也不懂借高利貸的后果，只曉得能應急就行，而且有了這一筆錢，說不定會立即扭轉整個局面，再賺一把。

　　其實現在想來，高利貸就像是黃世仁，它會榨干你身上的每一分錢，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對商業的無知和骨子里的賭博天性終于讓我走上了“絕路”。

　　1994年，電影院把我告了，那時我才知道，娛樂城并沒有獲得任何修建房屋的證照，屬于違規建筑。想起當年那位好心的律師朋友，我欲哭無淚。

　　1998年，放貸人將我告上法庭，我辛辛苦苦創下的“亞新”以及一些不動產被立即凍結。

　　2002年底，我的官司打輸了，我也帶著一身的傷痛和債務離開了娛樂城……

　　與“鬼”搏斗

　　空蕩蕩的六樓，除了羅亞軍和她的兒子，還住著她的弟弟和另外一個親戚，羅亞軍說：“他們是來給我壯膽的。”羅亞軍家里的四張床上布滿了煤炭的污漬，空氣里飄著刺鼻的煤油味。羅亞軍哭著說：“就算是我犯了罪，也該沖我一個人來，不要害我的家人啊！”

　　每天深夜，我的家都必須“款待”這些“鬼”，這些放高利貸的“鬼”砸壞了我家的鐵門，砸爛了我的鍋，把鍋鏟都扔到了廁所里。來了，就把一家老老小小叫起來，坐成一排任憑他們用極端難聽的污言穢語侮辱我們，一直到天亮。甚至還把開水倒在床上，不準人睡覺，還揚言要殺死我全家……

　　因為這無休止的折磨，我老伴高血壓發作，二兒子也離開了重慶，小孫子每天生活在恐懼中，不敢去學校上課。老天爺，有什么都沖著我來吧，別去糾纏我的家人啊。

　　前段時間撿垃圾，被媒體曝了光，這垃圾也撿不下去了，總不能給大兒子丟臉吧。我即便是拖著這副佝僂的身子，也不愿意被世人嘲笑，成為他人口中的笑柄。而且，我還想做生意，還想東山再起，靠撿垃圾，是沒法積累起需要的資金的。最近我瞅上了一個深加工的項目，卻苦于沒有資金運作，不得不放棄。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少年，也許我剩余的生命都會用來拯救這盤僵局。

　　面對這個仍舊“野心勃勃”的老人，記者不知道該勸說她安享晚年，還是該鼓勵她東山再起，也許當她面臨任何一個選擇，都會走得異常艱難。

　　臨走時，羅亞軍一再挽留記者吃午飯，其實記者心里很明白，她的冰箱里根本沒有飯菜，她的廚房也很少開火。她把記者送至六樓的鐵門前，打開鎖便止步了——除了為官司上訪、尋找資金和項目，她基本上不下樓。記者走在黑暗的樓梯里，聽到她重新上了鎖，返身上樓。已經是正午，她會就著開水啃兩個干饃，她的小兒子和小孫子，也許會煮兩碗面條，記者出來的時候，已近失明的小兒子剛剛把一壺水放在爐火上。

　　記者手記：見到羅亞軍之前，記者數次與她電話聯系。每次撥通羅亞軍的手機，總是先聽到孫燕姿唱的一首《遇見》——羅亞軍用的是彩鈴手機，這多少有點出乎記者意料。這是羅亞軍與外界聯系的工具，也是她寶刀不肯老的悲壯。

　　羅亞軍的經歷，是最先富起來的那一代人的縮影。他們沒有多少文化，靠著過人的膽量以及吃苦耐勞的品格，加上趕上了短缺經濟時代的好時光，財富在不經意間膨脹，他們在不經意間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百萬富翁或者千萬富翁。然而，他們不懂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在還未學會如何管理財富時，他們的陣營便土崩瓦解，留下了一生嘆息。

　　更令人嘆息的是，在試圖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時候，經商環境早已發生了改變，而他們自己，已經是老驥伏櫪、烈士暮年，時日與希望都已不多。羅亞軍顯然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她在表達自己東山再起雄心的同時，更多地糾纏于讓她不服的官司，希望出現一位“包青天”，來糾正自己當年的過失，換取一個安寧的晚年。不認命，卻不得不認命，這是羅亞軍的悲劇，也是那個年代的創業者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