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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諍 王志綱
引言：中國商人才剛剛學會“扎馬步”，頂多算是個中學生。如果經不住外人的鼓動，開始像明星一樣“寫回憶錄，出寫真集”，受益的是別人，吃虧的卻是自己。
“六·一”兒童節那天，從“2005中國國際徽商大會”上傳出消息：沉寂100多年的徽
商又以嶄新姿態重登中國商界舞臺了！理由是奇瑞、江淮、海螺、比亞迪、洽洽……這些屬于安徽或者安徽人的品牌，已經成為中國制造響當當的代表，足以說明一個“新徽商”的時代已經開啟。
10天以后，北大厲以寧教授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提出“新京商”的概念，當仁不讓取得了對北京商人的冠名權，而且“填補了國內空白”。厲老人家說，北京的政治中心并不影響“京商”概念的提倡，你看，“英國倫敦是政治中心，但是倫敦的商人從13世紀起就一直延續至今，東京既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同時是商業中心”，多好啊。
對此，筆者饒有興趣地詢問了在英國讀MBA時結識的倫敦商人杰克：“您是否為自己是‘倫敦商人’而感到驕傲？”我的問題倒讓這個留腮絡胡子的英國人大吃一驚：“為‘倫敦商人’稱號而感到驕傲？你大概是說伊麗莎白時代吧。今天，‘倫敦商人’跟‘曼徹斯特商人’沒什么不同，無論‘倫敦商人’、‘巴黎商人’還是‘紐約商人’，除了說明他們住在‘那旮旯’之外，沒什么特殊涵義。”
說這話的時候，杰克肯定在心里嘀咕：這小子讀MBA時是不是都去餐館刷盤子掙英鎊去了，怎么問了這么個二不掛五的問題？
尚好，我還算識趣，沒有繼續往下說，如果杰克知道了下面這些，更會一頭霧水了——
除了最近“新徽商”的“卷土重來”和“新京商”的“橫空出世”外，去年，太行山麓的一些媒體也為昔日的晉商戴上一頂“新”帽子，并把李海倉列為“新晉商”的代表。
今年6月18日，一批潮汕籍的巨賈，又在汕頭拉開“首屆潮商大會”的帷幕，共謀“潮商”的“第三次勃興”。再加上風頭愈勁的浙商，得改革風氣之先的粵商，以及魯商、閩商、蘇商、豫商在各地媒體上被越炒越熱，各種學術或民間研討隔三岔五，叢書出版爭先恐后，《胡雪巖》、《白銀谷》等“商幫劇”也在各地熱播，甚至還有好事者，為各商幫做出了影響力排行榜……在中國的商業版圖上，一時間，“軍閥”蜂起，好不熱鬧。
商幫真相
在對商幫的“瘋炒”中，無一例外地是夸大他們的精神力量。
有人說，山西人天生就有經商才能，以“誠信”著稱天下，崇信“管鮑遺風”，把經商視為“陶朱事業”；徽商則是講究誠信、吃苦耐勞、注重文化傳統的“徽駱駝”；廣東商人敢拼敢闖，處處都想喝“頭啖湯”；福建商人也不差，沒事就愛用閩南話吼上兩嗓子“鴨病才喂鴨(愛拼才會贏)”；浙商喜歡從小物件做起，成立商會、抱團發展。至于他們的不足，則往往被一筆帶過了。
似乎正是這些特質成就了他們各自的商業輝煌，只要把各自的“成功DNA”檢測出來，堅持下去，便能順著來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
遺憾的是，只要看看各個商幫興起的真相，就能發現這是一個“人定勝天”的錯誤。
中國最先崛起的是晉商。他們的家鄉山西，干旱少雨，不宜農耕，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僅光緒初年的旱災，就奪取了山西1/3人口的性命。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山西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正好位于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交接處。明清之際，農產品與牧產品都相對充裕，大規模交換開始興起，這就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機緣。
就這樣，被迫“走西口”(西口是山西與內蒙交界的一處長城隘口)的山西人闖出了一批身家以百萬兩、千萬兩白銀計的“福布斯富豪”(1000萬兩白銀約合現在的20億元人民幣，足以登上今天的“福布斯富豪榜”了)。
徽商的崛起也大同小異。在他們的根據地徽州，土地里打不出幾袋糧食，但特產卻很豐富，陸路交通困難，水路交通卻還方便，于是他們駕著舟楫，將境內豐富的土特產運出銷售，通過長江到上海，順海而下到廣州，再到南洋，同時將外地的產品販進來。很快，安徽也出了胡慶余、王致和、胡開文等一批“福布斯富豪”。
至于他們勤奮、敏銳、吃苦、誠信的素質，則是經商的基本要求。五體不勤、五谷不分，當旱澇保收的官老爺可以，做生意肯定忽悠不下去；而不講誠信，做一錘子買賣的，卻是海盜行徑。
說到海盜，就又說到了近代的浙商和粵商。其實，在晉商和徽商如日中天的時候，以潮汕人為代表的粵商和以寧波人為代表的浙商也活躍起來。
他們也以貿易流通為主，但主要經營國際貿易，尤其是粵商，充當國際二道販子，將西方的毛制品、工業品，后來甚至將印度的鴉片倒了進來，將茶葉、絲綢販往西方。獨特的貿易形式以及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區位，讓他們在生意順利的時候，是規矩的商人，貿易受阻或虧損連連的時候，就成了“夜黑殺人，風高放火”的強盜。這種亦商亦盜的雙重角色，也是環境使然。
靠獨特的地理優勢而崛起的早期商幫，注定有著短命的宿命。當各商幫賴以生存的天時、地利優勢隨著封建帝制的崩潰和火車、輪船的出現而喪失時，其衰落就成為歷史的定局。
無論是晉商、徽商的吃苦耐勞，還是粵商的敢闖敢拼，都既不是他們脫穎而出的原因，也無法成為讓他們免于消亡的諾亞方舟。他們的興起，更多是環境所賜，而他們各自的特質，是對不同商業環境的適應而已。
昔日晉商和徽商誕生于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型期，而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則賦予了現代粵商和浙商崛起的天時地利。
改革的前15年，香港幾乎是中國與西方對接的惟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全國的球都托給廣東這個二傳手，它再托給香港這個扣球手，香港再將球扣向全世界。如果當初開放的前沿陣地不選在廣東，很難想象，今天的廣東商人能咬著一口半生半熟的普通話昂首挺胸于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
當廣東人大舉“北伐”的時候，山多地少的浙江，不僅籠罩在計劃經濟的云霧中，而且國家投資卻怎么也“計劃”不到自己頭上來。這些農家子弟窮怕了，紛紛背井離鄉，游走于中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男人彈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則擦鞋、修鞋、補鞋。就在許多觀者都替他們流下一把辛酸淚的時候，浙江商人則正在經歷煉獄之火的磨煉，“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又是時代的風向把浙商吹到了潮頭。浦東開發，帶動了長江三角洲的整體崛起，整個中國也開始了全方位、寬領域的開放，讓“先吃苦中苦”的浙商們不僅在浙江，在全國各地都率先成了“人上人”。否則，沒有天時地利之變，縱有三頭六臂，他們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樣在寂寞中靜靜等待。
新商幫憂患
與山東商人大碗端酒就能談成的生意，而與滬商則須錙銖必較、處處“拎清”；當京商正在大侃國際國內政治而眉飛色舞時，粵商則可能早在合同上“簽字花押”了；當藏商詭秘地在藏袍袖筒中相互掐手指談價時，東北商人已率直地說：“大哥，還說哈(啥)老鼻子話吶！”
各個商幫特點迥異，有鮮明的優點，但也有著明顯的群體缺陷。無錫一位知名企業家，就曾這樣評價各商幫——
廣東商人敢闖，務實，但也因為過于務實，兩眼只盯著眼前的利潤，前瞻性不足使得他們在皮鞋、紡織、小商品等多個領域失去了在全國的領跑地位。
山東商人兼有北方人的務實和南方人的精明，作為孫子和老子的后人，他們左手拿《孫子兵法》沖殺，右手拿《道德經》搞陰陽調和，已經成為北派商人的代表。但他們受國營模式影響太大，與政府的關系直接決定其榮辱，在現代企業制度探索方面幾乎毫無作為。
“愛拼才會贏”代表著閩南商幫的特點，閩南企業有意識、有錢、有研發生產能力，但往往是純粹的家族生意，人力資源缺乏已經成為最大的瓶頸。
北京商人實在、講究信譽、易合作，但安于平庸、說多做少，無顯著優勢行當；河南商人態度好，肯做一些別人不做的行當，但信用相對不足，也無顯著的優勢行當；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依然能吃苦耐勞，卻保留了太多原來晉商和徽商那種“輕法而近官”的痕跡。
……
中國向來缺乏商業傳統。今天的商幫，雖然經過了改革開放20多年的摸爬滾打，形成了這樣那樣的優點，但在現代商業要求的標尺下，也僅僅是學會了“扎馬步”，頂多是個中學生，相互之間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才是當務之急。
如果好事者看到某些優點就忍不住吹吹打打，還要歸納出個“一二三四”，并貼上“X商”的標簽，則無異于像對待娛樂明星一樣，鼓動一個中學生寫回憶錄，出寫真集，豈不是害人不淺？
比如說，“新京商”就被歸納出了四個特點，其中兩個是：一，“新京商”一定掌握現代最新科技企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有自己的特色品牌；二，我們正在構建和諧社會，“新京商”應該更好地堅持科學發展觀，具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感。
可是，各地企業都正面臨著做大做強和國際化的挑戰，誰不應該重視現代科技、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品牌？再說，樹立社會責任感又僅僅是北京企業的事情嗎？
都說粵商的特點是敢闖，可各地商人中，有幾個是在風平浪靜、一路鶯歌燕舞中成功的？都說上海人精明，難道其他地方的商人眼里都能揉進沙子，心里一本糊涂賬？
為商幫們搖旗吶喊，做總結，各地媒體自然是非常樂意的。有了新的噱頭來炒作不說，借機樹立幾個典型企業，少不了還可以順便拉些廣告。各地官員自然也很開心，在自己的任期內，本土的商幫無論異軍突起還是卷土重來，都是花團錦簇、掙臉面的事情。
真正受害的倒可能恰恰是商人，在一片熱火朝天的“總結、發揚優良商業傳統”的高分貝中，難保不頭腦發熱，錯失取長補短的良機還在其次，栽一跟頭才追悔莫及。
事實上，如果把不該總結的總結進去了，反而還容易貽害后人。
浙江有近40萬家民營企業，第一代創業者普遍超過了60歲，10年內，將是新生代浙商的接班大潮。
一位觀察者這樣說：“老一代浙商有魄力，膽子大，敢吃苦，這些都需要新生代浙商學習。但老一代普遍患有‘權力崇拜癥’，小企業做大之后，就希望依附于更大的權力，以享受更多的政策優惠。這種變相‘尋租’在以后很難行得通了，希望新生代浙商，能徹底改變這種心態，相信公平競爭、相信市場規則。”
蘇泊爾集團董事長蘇顯澤和方太集團董事長茅忠群，在父親手中接過權柄后，導入現代商業理念，在短時間內就讓企業發生了耳目一新的變化。如果局外人太過于總結浙商昔日成功的各種金科玉律，豈不是讓他們背上思想包袱，為他們的創新制造麻煩？
還好，不少商人已經意識到現代商業無法“蕭規曹隨”，紛紛把子女送到國外學習，以備接班。
商業文化的第二次融合
浙江一位老板，出身草根卻不甘貧苦，一番激情打拼之后，保險柜里“錢滿為患”，多得幾輩子也花不完。結果，這位老兄因為“看不清未來生活的目標”終日無聊透頂，開著寶馬車猛撞路邊的大樹，然后住進醫院和護士調情，有滋有味地打發時光。
這當然有點極端，但在商人中，有錢之后，“包二奶”、去賭場，聲色自娛，甚至吸毒自戮的“富人無聊病”四處蔓延卻是不爭的事實吧。
1904年，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到美國考察，并寫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在這本人類永恒的經典中提出：正是美國商人身上那種清教徒般的禁欲主義和把為社會創造財富作為宗教信仰的精神，造就了一個充滿活力、蓬勃上升的美國。
而“富人無聊病”的盛行，恰恰說明我們的骨子里還缺乏這種“新教倫理精神”。如果說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換血，那么，培養一個商業貴族也是如此，因而，各商幫文化之間的融合，培養具有雜交優勢的“商業混血兒”，就顯得格外迫切。
事實上，中國各商幫文化之間，有過一次很好的融合。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繁榮，就是一個各地商幫文化融合的結果。上海人以精明和謹慎著稱，正是大量來自外地的商人，沒有妨礙它成為“冒險家的樂園”。
這種融合，在上海方言中有著明顯的痕跡。如果說上海話是個金字塔，那么處于塔尖的部分方言是潮州話，比如形容一個人精明無比，就說“潮州人的門檻”。金字塔中部，類似于職業經理人階層，則以寧波人為主，故上海話中有寧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很多小商小販則是安徽人、蘇北人。所以，潮汕人、寧波人、蘇北人、安徽人，共同造就了昔日的“東方巴黎”，他們的語言，也共同構成了上海話。在今天上海淮河路上留下的100多年前的大商家的公館中，規模較大的都屬于潮汕商人，最氣派的就是廣東商人陳氏兄弟修建的，而規模較小的則屬于寧波商人。
計劃經濟把中國商業的第一次融合攔腰斬斷。而今天，經歷了27年改革開放的中國早已是“市場不分東西，商人不分南北”，現代商業競爭對粵商的要求是半斤，對京商就不可能給個面子打折到7兩。“學天下”，才能“贏天下”，中國各地商業文化迫切需要第二次融合。
時光總是在悄無聲息中一頁一頁翻過。眼下，在聯想、明基剛剛成功購并IBM的個人電腦和西門子的手機業務后，海爾和中海油又開始競購美國的美泰和優尼科，沒有中國企業參與的全球跨國購并已成為歷史，中國的商業洪流，穿山越嶺，萬里跋涉，終于開始匯入世界商業的汪洋大海。
所以，拜托，在中國商人本應有更大的胸襟和氣度的今天，別再給那些老舊的“出身論”、“血統論”加上一個“新”字，以“發揚光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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