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盲目擴張規模思考 我們的大學會倒閉嗎(2)

　　軟預算之禍

　　“不建教學樓，怎么進入‘211’呢？”這是一位大學校長的困惑，雖然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

重點學科點，其中心任務是：提高高等學校的教育質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辦學效益。但是到了現實中，申請進入“211”就成為眾高校領導下達的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唯有進入“211”，學校才有未來，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認，中國的大學并不是獨立的教育機構，而是隸屬于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因此，雖然冠以“大學”之名，但往往帶有中國官僚結構的“特色”。校長是誰任命的？他們的業績評判標準由誰來定？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直接關系到高校的決策。

　　目前，中國各大高校的主要領導遵從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們的個人能力、辦校成果都必須遵循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規則，他們的任職期限，職位的升遷或調動，都掌握在這些部門手中。在這種體制下，高校的領導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官僚人格”。眾所周知，大學的核心

　　客觀上看，鑒于位于城中的校區面積小，而且難以向外擴展，擴招后的高校紛紛在城郊建立新校區是一種較為理性的發展方向，可是在一陣“大干快上”之風吹過后，許多高校猶如脫了韁繩的野馬，在沖過了本該止步的終點后繼續狂奔。

　　根據江蘇省教育廳的資料，全省已經開工或計劃建設的大學城達9座，如果每座大學城平均容納5萬名學生(這只是保守估計)，全省大學城可容納45萬名學生。而江蘇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數只有20多萬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選擇省內就讀，這些大學城的規模也要浪費一半。與此同時，高校的基建費用也是扶搖直上，從2003年起，江蘇高校每年的基建費用從以前的大約10多億元升至80億-90億元，投資規模僅次于交通建設。

　　為何高校的擴建如此缺乏計劃性？追根求源，高校擴建在規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為其資金使用的軟約束。一直以來，高校并無公布其財務狀況的義務，其資金往來幾乎完全不透明，資金的使用也鮮有監督。多數大學領導都懷著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宏愿，無論如何，在氣勢上要高人一籌，在開支上就缺乏遠見和成本意識。一旦貸款到手，擴建、

　　國家審計署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四城市大學城的占地中，高爾夫、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和山體、綠地、水面及閑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學城中的項目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擴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沒”。在“211”工程的評選體系，一些對教學硬件的要求成為地方政府追求當地GDP業績的工具。根據國家教育部相關規定，對于進入“211”工程高校的撥款，只能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如此一來，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的辦法以“支持”教育，銀行也開出了誘人的貸款條件，以彌補學校建設經費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見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學城的開發建設，已經脫離了原先單純解決高校擴招壓力的初衷，成了誘人的“蛋糕”。對于政府，利用銀行貸款來支持高校擴建可謂“一石二鳥”。銀行在政府的隱性擔保下，似乎找到了優質客戶，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對“安全”的去處;政府則不但解決了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問題，還坐收了由高校擴建帶來的GDP增長以及周圍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地方政府雖然低價向高校出讓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圍的土地出讓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以南京的江寧區為例，隨著大學城的安家落戶，當地商品

　　中國高校盲目擴張規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單位的本質，而這種屬性所帶來的，則必然是財務上的預算軟約束。

　　誰將為大學壞賬埋單？

　　“你們借那么多錢怎么還？”

　　“在借錢的時候，我們壓根兒就沒打算還。”

　　這是一段發生在兩所著名大學負責人之間的對話。毫無疑問，這肯定會讓中國銀行家們暗中叫苦。

　　公立大學大量向銀行貸款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根據“藍皮書”，2004年，按照高校貸款最高估計是2000億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為非盈利性機構，少則上億元，高的達數十億元的貸款，其還貸能力從何而來？這不得不讓人頓生疑問。

　　前文已述，眾多高校由于過度借款，現如今已經淪入有力付息、無力還本的境地。如果收入來源發生波動，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銀行面臨的貸款風險將大幅上升。有消息稱，一些當地的銀行紛紛接到總行通知，暫停對高校的所有信貸、授信業務，包括已經簽約和正準備發放的貸款。內地的大學城項目已經被排在“鋼材、水泥、電解鋁”之后，成為又一個高風險貸款項目。

　　但是據記者采訪的結果，銀行方面的態度并非如此消極，它們認為高校貸款均有土地作為抵押，如果高校發生財務危機，銀行理論上可以通過拍賣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資產以收回貸款。不過，這也許只是銀行表面樂觀的理由罷了。因為土地的價格波動性很大，從根本上講并不具備保值能力，加上這兩年土地基礎價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實際抵押價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復存在，這些郊區的土地也沒有多少增值潛力。

　　可見，銀行并非要依靠賣樓賣地來收回貸款，其真正賭的是政府肯定會來“救火”的。如果銀行和高校之間發生借貸糾紛，作為當初力促“銀校合作”的地方政府會袖手旁觀嗎？對教育負有終極責任的中央政府會不出來干預嗎？在銀行看來，由于大學城項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經成為這些巨額貸款的“第二背書人”，即使沒有明示的擔保，也做了隱性擔保。如此一來，政府就要被推到風口浪尖。高校的瘋狂擴建，銀行的熱情解囊，在這背后是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假設——高校還不起債務，自有政府來填窟窿。這是否也是一種你請我愿的“銀校合謀”呢？

　　當然，政府充當救火隊長也不無可能。如果沒有政府的及時趕到，那些國有銀行、券商們的不良資產早已夠它們破產數次了。鑒于高校“破產”具有極強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會見死不救，甚至會撥出巨款，以示安撫。到頭來，只剩下迷惘的納稅人，一邊為高額的學費苦苦掙扎，一邊為償付高校的貸款而默默貢獻。

　　大學作為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之一，不僅吃銀行、財政，也同樣吃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其一家通吃的能力比之傳統國企以及新型金融大盜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