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煉利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上海浦東陸家嘴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如果說，1930年代的外灘變化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那么，跨入二十一世紀前后的陸家嘴變化是否也能體現上海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畢竟1930年代的上海已經遠去，上海需要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問題是，能從陸家嘴的發展中找到和發現今天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嗎？

　　對陸家嘴巨變的感受，已經被傳媒統一到一片贊嘆聲中。但我的感受是陸家嘴遠不如外灘賞心悅目，也許，作為一個“步行族”，對陸家嘴的感受與“車行者”有天壤之別，也可能，外灘老建筑富有韻律的美已經鐫刻在我生命的底板中，——從小，我是聽著外灘鐘聲長大的。

　　如果從外灘望陸家嘴，那密茬茬的摩天大樓像滿滿的一車子人擠得前胸貼后背，還要伸長了手去握拉桿。可惜了氣度非凡的88層金貿大廈，雍容和尊貴都被擠沒了；嶄露頭角不久的目前國內最高建筑環球金融中心與金貿并立，單看很勢派，但從外灘方向遠眺，卻像硬擠到金貿旁的調情的——“前衛”的建筑變個角度看往往會“走味”。

　　外灘是“協調”和“包容”的， 陸家嘴則是“自以為是”的。“協調”和“包容”，這正是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精神。這種城市精神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經濟、上海的文化，反過來說，1930年代上海的經濟、上海的文化也反映 “協調”和“包容”精神。那么，“自以為是”，能說是體現了今天上海的時代精神嗎？

　　城市繁華不靠打造

　　繁華是“打造”不出的。景觀可以打造，繁華不能打造。遠在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崗茨坪，早被上海人用景觀燈打造出了個美侖美奐、似夢似真的人間仙境。但無論如何也打造不出井崗茨坪的繁華。

　　繁華是某個時段某個地點社會經濟生活的集中反映，繁華是要先決條件的，而人氣就是繁華的先決條件。一個城市的人氣怎么來？靠眾多的“行業”將各方人聚攏來，人聚攏到了一定規模，“人氣”就形成了。這時，就要講究“協調”和“包容”，沒有“協調”和“包容”，人氣聚攏了也會散掉，有了“協調”和“包容”，人氣不會散，各業都會繁榮，這樣，城市就繁華了。

　　上海1930年代的繁華程度為亞洲之冠。贏得這個桂冠光在人口發展上就做了80年的鋪墊——1852年到1890年，38年間上海人口年增長率是11‰，同期全國人口年增長率只有0.6‰，1890年到1927年，37年間上海人口年增長率高達32‰，超過1950~1975年現代世界人口增長31‰的水平。到1930年，上海已經是有著315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了。而這315萬人中，上海籍貫的只占14%，近鄰江蘇浙江籍占了42%，其余各省要占56%，可見，早在1930年，上海就已經是“全中國人的上海了”。

　　全中國人是怎么聚到上海的？靠“業”來聚。近代工業在上海的興起帶動百業興起。光是各種行業的同業公會數量，工業類有40個，商業類有196個，幾乎囊括了所有商業和工業、手工業行當，連雞鴨業、豬油業都有同業公會。行業多，就業機會和選擇就多，經濟活動就頻繁，人際交往就密切。1936年，上海公交乘客人次達2.36億，“黃包車”的全年載客量更高達5.76億人次，乘出租車已經普及，百來家出租車行擁有一千多輛出租車，平均日出車3.6萬次，全年載客1300萬人。一個300萬人口的城市竟有5.76億人次乘黃包車、2.36億人次乘公交車的需要，可見這個城市中涌動著的活力！1930年代的上海是開放的，對一切人開放，無論窮富；同時也能容忍棚戶區和滾地龍的存在，因此貧苦少技能的外來農民才能進城就有活可干，才能在上海立腳生存，那時光上海的人力車工人，就有10萬之眾！

　　就業面廣了，消費就跟上了，工資也水漲船高了，1930年代，上海的工資水平平均要高出北方工人近一倍，這極有利于適齡勞動人口匯集到上海這個城市， 1936年時，21歲到40歲的年輕人口要占上海總人口的39%，41歲到60歲占20%。61歲以上僅占3.2%。這樣的人口結構，時刻準備著為這個城市不斷注入新鮮血液，這個城市就很有朝氣。當然，這也造成了上海居民在居住上的大困難，然而，在上海謀生的人卻寧愿爬閣樓住亭子間，就算“螺螄殼里做道場”也與這個城市不離不棄，因為這個城市的繁榮是各行各業的繁榮，這種繁榮給人提供機會，讓人看到希望。

　　人，凡是能見到機會、看到希望，就肯付出努力。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上海人”在無意識中都在齊心協力為這個城市爭光，多少蜚聲海內外的上海名牌產品，就是那個時代打造出來的。那時的名牌都是因店因廠而“名”，只要提起這些廠名店名，上海人就知道是“買啥的”、“有啥特色”。拿“吃”的來說，到“邵萬生”買寧波咸鲞，到“冠生園”買廣式話梅；“三陽”的咸奶糕、苔條月餅很出名，“泰康”的餅干是拳頭產品；天廚廠生產“佛手牌”味精， “金錢牌”熱水瓶廠出搪瓷鐵殼印花熱水瓶；五和廠的鵝牌汗衫細薄滑爽，章華廠的章華呢絨做西裝大衣筆挺筆挺？?老上海談起這些如數家珍，“牌子貨”融入了普通市民生活，消費“牌子貨”也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道風景、一種心境。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沒有一百萬工薪階層的購買力，沒有三百萬普通人衣食住行多元化的需要，這個市場光靠金字塔尖上少部分人的消費是興旺發達不了的。當時上海光產業工人的人數要占到全國的30%，產業工人既是上海居民群體的主要職業成分，也是上海市場消費的主力軍。“十里洋場”果然繁華，但是，繁華是要有根基的，能滿足多元化的大眾消費就是繁榮的根基。如果沒有這個根基，“繁華”只能靠妝點。今天不是要“啟動消費”嗎？三十年代的上海能給我們以啟示。

　　影響繁榮可持續的幾個因素

　　第一，上海的人口發展已不能適應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

　　人口替代問題關系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在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了三十年后，上海不得不面對著這樣的現實：到2007年，上海戶籍人口已經連續十六年負增長，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占21%，18歲到34歲占24%，17歲以下只占11%。目前上海離退休人員已經有320萬以上，本地戶籍的在崗職工只有260萬左右。2007年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總額是488.5億，超過滬籍在崗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半！這一連串數據，向人們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中國最大的城市已經面臨人口替代不能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第二， 為了“讓城市更美好”，上海人失去了正常就業環境。

　　上海城市無節制的改造動遷，直接破壞了居民正常就業環境。城市當然需要變化、需要改造，但這種變化和改造，要以人為本。“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固然不錯，然而，對“美好”的認識是否統一了呢？老百姓認為就業問題最重要，就業有保障，生活才能美好；如果把打造景觀城市當作“美好”，老百姓就“沒好”了！

　　平心而論，在“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的頭三年，城市美了，生活也方便了。但是，自從立志要將上海建成“櫥窗”和“景觀城市”，“讓城市看上去更美好”成了城市動遷改造的唯一目的。這個目的使得上海付出了傷筋動骨的代價，“百業興旺”不再，只有少量“支柱產業”在支撐著局面，而房地產業不幸成了“支柱中的支柱”——2001年~ 2003年，房地產業的新增固定資產占全市新增固定資產總額的47%，2004年~ 2007年占41%！中國的最大城市連續多年把將近一半的投資都花在造住宅上，卻忘了住在房子里的人需要生活來源、需要有活干！在遠郊象征性劃幾個工業園區，本不可能解決中心城區幾百萬居民就業問題，這其實誰都心知肚明，卻偏要這么干下去，上海，就業能不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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