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后人對韋伯的研究頗多爭議，例如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但韋伯的核心觀點為各家所接受——雖然并非充分條件，社會觀念的轉變卻是近代經濟生成與發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新的精神和倫理未必導致新的經濟形態，而舊有的意識環境卻絕無可能支持新的生產方式。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必須破除和拋棄傳統觀念，但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其他方面也要跟上，尤其是技術和制度上的創新。

　　韋伯論及意識對經濟的影響，英國并非孤證，從近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地荷蘭，到后起的瑞士、德國和美國，新教國家構成了世界發達市場經濟的主體。我國的改革開放也提供了東方的案例，若非當年小平同志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若不形成“致富光榮”的社會風氣，就不可能有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而民營企業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有目共睹，它們奠定了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的最重要基礎。

　　雖然“致富光榮”表面上已為社會所接受，真的有人富起來之后，反而有可能因此而增添了一份“原罪”，陷入天然的社會輿論劣勢。今年的“兩會”上，工商界委員提案修改《勞動法》和降低最高所得稅率，立即被指責為替少數富人謀利，有違全國政協賦予的崇高使命；而來自國有電力公司的委員呼吁提高電價，卻不見民情激憤。同樣履行自己的職責，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說話，為何社會反應截然不同？可否解釋為士、農、工、商的潛意識回潮？或者叫做轉型社會中的雙重標準？

　　政協委員不是慈善家，他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兼善天下”，保障農、工利益靠議政和立法機構中的農、工代表。在法制的框架下，農、工、商各講自己的話，各自爭取本集團的利益，通過公平和透明的博弈，達成利益調整的各項協議。我國政協和人大為各方的利益博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是增加農、工、商的名額，降低“士”也就是官員的比例，因為從理論上講，“士”并非獨立的利益主體，“士”所代表的國家利益歸根結底是農、工、商的利益，是13億國民個人利益的總和。

　　回到本文的題目，中國為什么不出巴菲特(或者米爾塔)？答案如同沙漠里種不成莊稼一樣，皆由土壤和氣候所致，與種子并無太大關系。產生巴菲特的土壤是產權制度，尊重和保護私人產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侵犯他人產權，無論產權的所有者是富豪還是低收入階層，也無論侵權的名義是公益還是提攜弱勢群體。

　　巴菲特和蓋茨所需要的氣候是一種社會意識，它承認和尊重價值創造者，承認和尊重由此而積累起來的財富。形成這樣的社會意識要有理性作為基礎，不要問你的財富比巴菲特和蓋茨少多少，而要問如果沒有他們，你的財富是否會更少？你愿意生活在沒有他們的均平世界上？還是有了他們而你的生活會更好的社會中？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均平世界不可能產生巴菲特與蓋茨，收入一旦平均分配，巴、蓋之輩即失去冒險和創新的激勵。最根本的問題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他拿大頭，我拿小頭”，還是“寧可我少得，也不讓他多得”？

　　市場經濟需要理性，有理性才有平常心。當人們對富豪不再是嫉恨與羨慕交集，不再是口誅筆伐而心向往之，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就會更加有力，價值創造者的社會地位就越高，巴菲特與蓋茨就會不斷涌現出來，不僅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思維，而且也會以他們兩位為榜樣，捐贈財產，回饋社會。畢竟財富再多100億，對他們的物質生活已無實質影響，而只代表人生價值的更進一步。財富產生幸福感之大，莫過于報答社會，這也是富豪應有的理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