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限價房政策只是市場之樹上無數果實中的一粒，反對經濟適用房同樣歸因于此，主張高校學費上漲雖然體現出茅于軾先生對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觀點，與上述稍有不同，牽涉到對于貧富區隔的基本判斷，以及對于公辦教育的理解。我國的大多數高校屬于公辦高校，由政府撥款建立，教育產業化政策實行之前，基本上實行的低收費政策。茅于軾先生認為是高校低收費，是窮納稅人補貼了富人，但這一理論根基的數據調研顯然值得推敲。中國高校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據？所謂窮人的標準是什么？在屢屢爆出高校學費壓垮學生家長新聞的今天，是否證明我國的高校平均收費已經是中產收入階層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費，高校將這部分經費不用于教育資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購新樓、買房產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樣大買股票，又該如何處置？

　　這就體現出市場派經濟學家的另一劣勢，即在專業上色厲內荏。如茅于軾先生基本上以供求關系理論這一招“吃”遍所有經濟難題，一切的經濟失調只要漲價或者降價，就能完成調整，市場會自動根據供需作出漲價或者降價的選擇。但他不能告訴人們，當面對中國鐵路這樣的壟斷鐵老大，當在特殊時段內需求處于剛性時期的漲價，是緩解供需還是壟斷溢價？對于自由市場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可以說，茅先生是將市場化簡單化了，這種臉譜式的做法，被大多數人所反對，包括許多市場派經濟學家陣營內部的人物。

　　經濟學家挨罵是社會過失的替罪羊

　　丁學良曾經指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人。另一個屢屢挨罵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則被指責為根本不具備經濟學家四個字的起碼支撐，無論從論文還是如今的主要任務，都讓他離專業經濟學家相去甚遠。在張維迎與鄒恒甫之爭爆發后，有記者曾經直言不諱地向他提出了這一問題，而張維迎也變相地認可了。

　　道德上的質疑因人而異，可以用清者自清的辦法來解決。當人們質疑厲以寧家族在股市上的作為讓厲以寧的股市發言失去客觀性與公正性以后，雖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軾的小額信貸試驗有任志強等企業家捐贈的資金，但這并不是什么污點，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學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經濟學家在市場與理論上的表現，確實有違起碼的社會公德。

　　要害的問題在于，當市場派經濟學家盯著行政權力介入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時，社會已經因為扭曲的市場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扭曲的價格而義憤填膺，有強烈的呼聲，要求政府干預市場，比如打壓房地產市場，以降低房價。普羅大眾與市場經濟學家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這一對立來自于此前市場的扭曲。事實上，如中國的房地產業一樣，在教育與醫療等領域，從來沒有真正獨立的市場產生，這樣的偽市場必須糾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場派經濟學家不僅不識時務，還以含糊不清的過激言論在市場理念上撒了一把鹽。

　　最致命的質疑來自于專業角度，對其道德與專業上的雙重質疑的后果，就是市場派經濟學家既喪失了道德優勢，也喪失了專業尊嚴。人們可以因為年齡而原諒茅于軾先生的經濟學結構，但不會原諒那些海歸的不務正業，或者是不貼近中國現實的夾生洋腔。也許有人會說，左派經濟學家的專業素質更加糟糕。確實如此，但市場派經濟學家以專業名世，夸耀于人前，而不像左派經濟學家那樣以煽情為主，所掛招牌不同，人們的要求自然也就大相徑庭。

　　由于從道德、歷史大勢、專業等各方面受到質疑，一些經濟學家的挨罵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這些挨罵者也是社會過失的替罪羊，他們所背負的罵名遠超過他們的損害，而且，市場派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決不會被淹沒。當社會冷靜下來后，也就是社會的主要結構性矛盾解決之后，他們會得到理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