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名利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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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在大學教書的同學奚落我，你們忙來忙去不就是為了賺錢嗎？當時心里很不舒服，立刻反唇相譏，那你是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評副教授，將來評教授，評博導嗎？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名利地位？說你對專業有興趣，你自己都不信！你的研究生做出的實驗原始數據

都真實嗎？你的科研項目結果都對嗎？都有現實意義嗎？你去參加項目評審，你真明白人家的東西嗎？還不是說兩句好話，拿了評審費就完事兒？

　　唇槍舌劍一番之后，是沉默，是心情的沉重，只好喝悶酒，喝多了，就說起當年上大學時候的理想主義。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是因為有大師，而不是因為有高樓大廈。現在呢，大學里的高樓大廈多了，可是大師幾近絕跡。過去學堂里上課，黑板白粉筆，現在黑白顛倒了，白板黑筆。

　　那時候的大學校長很令人尊敬，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南開就是張伯苓的命，

　　愛因斯坦曾把支票當作書簽夾在書里，還拒絕接受以色列總統的桂冠，雖然這出于同胞們的殷切期望。愛因斯坦一生既不愛權，也不愛錢。所以，他和宇宙對話，與波爾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爭論了一生，雖然最終也沒有弄清楚“誰距離真理更近”。

　　作為學者，最高的追求目標是興趣與責任，愛因斯坦對相對論的興趣，陳景潤對歌德巴赫猜想的興趣，還有朱熹平、曹懷東對龐加萊猜想的興趣———龐氏猜想臨門一腳的突破，說到底，還是源自朱、曹二人的興趣；

　　還有責任，錢學森、鄧稼先等兩彈元勛們把責任看得高于一切，否則作為海歸派的娃娃博士鄧稼先不會從事故現場捧回放射性物質，因此死于白血病；華羅庚先生到基層去推廣“優選法”，陳省身先生創立南開數學所，袁隆平蹲在田里搞雜交水稻，說到底，都是心中那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什么是大師？能夠拋開名利的才是大師。當然，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圣人，事實上，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工作還是謀生的手段。

　　還是說說大伙兒都感興趣的投資吧。我很崇拜巴菲特，為什么呢？不僅僅因為他世界巨富、投資巨擘的地位，更是因為他的事業心。

　　賺錢的還講事業心？沒錯。試想，以老巴的財富早就可以富富裕裕地過幾十輩子了，他為什么還要賺下去，把財富做到全世界冠亞軍的位置上？

　　老巴說過這樣的話，我對錢不感興趣，我只是對賺錢感興趣。沒錯，這就是巴菲特七八十歲還在賺錢的原因。讓他癡迷的不是財富，而是看著財富增長。

　　《股民老張》里面唱過，“我來到這兒的動機并不算高尚，我起到的作用卻是興國安邦”。雖然客觀上起到了興國安邦的作用，但到證券市場上來的人畢竟都是為著賺錢來的。利，這個東西，繞不開，躲不過。

　　但如果過分癡迷于“利”，結果往往適得其反。與“利”字掛鉤的幾乎沒有好話，因為過分癡迷于利，就會“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按《孫子兵法》上說，就會被對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不是嗎？是不是每次買進

　　說來說去，這些也無可厚非，畢竟是人之常情。但是，對于有著“人之常情”的大多數人，賠錢的結果也就無可厚非。而極少數人之所以賺錢恰恰是因為跳出了“人之常情”。

　　做投資是為了賺錢，但對于自己來說，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只對錢感興趣，更要對如何賺錢感興趣。

　　與社會不同的是，證券市場給了大師級人物以豐厚的獎賞，真正的大師在投資這個領域是可以做到名利雙收的。

　　而回到社會這個層次上說，話題就又變得沉重了。對蕓蕓眾生而言，工作只是謀生的手段，談責任、興趣都有些遠，但如果這個社會上不再有理想主義者，不再有大師，不再有精神貴族，如果所有的語言、標簽、思想都成為攫取名利的工具，那會怎樣呢？恐怕會不亡國而滅種。

　　馬克斯·韋伯說過，一個民族或國家最可怕的就是經濟主流階層的市儈主義和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