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立法相比，我們的規定還是相當寬松。我們的老板自由自在、為所欲為慣了，所以，稍微有點限制就受不了了。

　　不要再抱著“比較優勢”不放

　　經濟觀察報：有學者認為，《勞動合同法》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套上了金箍，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和隱患。你怎么看？

　　常凱：首先一個問題是，是不是《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進行了不合理的約束？一些企業反對這個法律，其實自己并沒有認真研讀，而是聽別人反對他也跟著反對，所謂“一犬吠形眾犬吠聲”。而輿論的誤導更加劇了一部分企業的恐懼感。

　　我覺得，除了一部分企業原本就存在著違反勞動法的情況而對法律自然抵觸，相當一部分是沒有準確理解法律的規定，存在著誤讀。比如無固定期限合同。無固定期限合同是國際上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種合同形式，但它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是鐵飯碗，解除不了，它沒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它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樣，遇到合同可以解除的條件仍然可以解除。在這點上，企業仍然有自己的權力。說企業解雇不了工人了，那根本沒有看法律條文。其實，《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解雇權利不但沒有限制，而且擴大了，第39、40、41條等等。比如特別有一條，企業轉產、技術革新和經營方式調整，也可以變更勞動合同，這條規定國際上很少有。在市場經濟國家，老板裁員是非常謹慎的，特別是美國。因為一旦裁員被員工起訴，說你是不公正待遇或就業歧視，如果敗訴賠償數額十分巨大。而且還有工會盯著，一旦出現勞動爭議企業就非常被動。

　　當然，《勞動合同法》是約束企業的，法律責任一章16條其中14條是企業的責任。問題是這些約束是否必要、是否合理。如果這個問題不搞清，泛泛的一談約束就成了“緊箍咒”，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這種論證方法是有問題的。

　　經濟觀察報：我國產業結構層級還不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有相當比重，這個“比較優勢”還暫時不能丟。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和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對中國的勞動者和經營者都十分重要，外商也很看重我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最近韓資企業、臺資企業大量撤離珠三角，與這個法的實施是不是有很大關系?

　　常凱：我覺得，一個后發國家在沒有資本、技術等優勢的情況下，靠低廉勞動力打一個發展的底子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問題是這能不能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中國近20年來靠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成就不小。但同時也造成了社會沒有同步發展的問題，兩極分化，分配不公，社會矛盾突出，勞資矛盾尖銳，尤其是忽視了廣大勞動者權益保護。我們并不是說要立即放棄低勞動成本的優勢，我們只是說：我們應該開始改變這種狀況。

　　臺資、韓資撤資的問題，并不僅僅是因為《勞動合同法》。投資者會有多種考慮，他不可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要到各地去投資。撤資有許多原因，如人民幣升值、關稅調整、退稅改變、稅收調整、環保整治等等。當然，勞動法制越來越嚴格也是一個因素一個契機。也可以說，《勞動合同法》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不是《勞動合同法》限制了外資經濟？這個法律哪條增加企業成本了？哪條限制企業正當經營了？說實在的，這個法律對于企業勞動力成本直接提高的規定就一條：勞動合同終止的時候要補償，而且還是有限制的。最低工資標準、社保、勞動條件、職業衛生、休息休假，這些以前的勞動法律都規定了，這個法律根本沒涉及這些。一些外資企業有壓力，主要是在勞動法規的執行方面過去欠賬太多，很多企業往外撤不是現在的事，一直在盯著，只要對他不利，他就要走。有些企業該走就得走，中國不保護那些不規范的專門搞血汗工廠的企業，那些不規范工廠的效率本來就很低。我想除了外資企業以外，國內的企業將來可能也會被淘汰一大批，好事。

　　法律不存在“豁免”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據說立這個法的時候德國模式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但德國模式存在失業率高等很多的問題，印度等其他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你怎么看？

　　常凱：我從未說過要勞動合同立法要參照德國模式做，我僅僅是說那種模式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利�！秳趧雍贤�法》無法學德國經驗，因為德國經驗主要是集體勞動關系調整，工人委員會、工人參與制、共同決定制、工人董事，工人監事，我們離這一步距離大了。簡單地說德國的高失業是由此造成的就未免有些簡單�，F在罷工到處是但德國沒有。在德國，失業也不是流離失所，它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需要提及的是，包括美國、法國、英國、印度在內，維持勞工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權利和罷權利。這才是企業的最大的壓力。比如，越南、印度的投資者就遇到了大量工人罷工的困擾。我們不希望通過罷工來解決勞資問題，我們也不鼓勵罷工。但我們應該從根源上解決引發罷工的原因。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